农民为什么要进城

农民为什么要进城
农民为什么要进城   冯永锋
  高中时的老班长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我才接着。他先报告了我一个好消息，他承包的桔园今年收获了二十万斤芦柑：然后又报告了我一个坏消息，说桔子太多了，今年卖不出去。“大家都在种这个，一丰收，就互相压价，要不然就烂在树上。”最后他又谈到了一个自己的理想，准备过了年到广州去学门技术，然后重新开始打工。当年高中毕业时，他是曾经到惠州试打过一段工的，那是十五六年前，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后，他又回到了村里。
  他感叹说：“农村真是没有希望，我在农村折腾这么长时间，什么都试过了，什么都没有做成。现在看来，唯一的出路仍旧是到城市里去。”他没有谈他的困难，也没有谈他的家庭状况，更没有谈三十多岁的年纪，高中程度的文化，“重新出山”，还有什么竞争力。
  中国人一向不喜欢迁居。除非是躲避战乱、灾害，或者国家强制移民：如“移两广填四川”，如移民屯田戍边，如修水库把淹没区的人移出插到其他省。可是，中国现在却处于历史上最隆重的自发性移民阶段。主要原因，却有点像是“生计所迫”，大家——尤其是青壮劳力，纷纷抛弃村庄，跃入城市。在这里，生活空间变小，政治地位（如果有的话）骤降，生活习性大挪移，熟悉的环境变为陌生，温和的环境变成强硬，一家大小亲友欢会变成孤伶伶独卧小房。这么巨大的落差，为什么能够忍受？
  “移民”这个词我是从小就熟悉的。在我们当地，这个词特指从莆田地区迁到我们村庄附近的人。大概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莆田地区由于人多地少，于是政府决定，迁徙一部分人到福建北部山区，在各个大队里安插。办法大体是一个大队安插一两个“生产队”。这些移民是“集中定居”的，各个生产队奉命把一些水田划分给他们耕作；他们的土地等于这一块那一块，凌乱分布于各个山间谷地，处于“原住民”的包围之中。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加上互相间都存在莫名其妙的敌意，有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双方存在一种对峙情况，偶尔还打打架，放放毒；后来时间长了，通婚，互相谋利，语言区别也开始淡化，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现在，早已和平共处。
  相比于人到中年者，青年农民进城的方式则更自然，由于不是行政压迫，也不是灾难推动，而多半是凭青春年少时的闯劲和忍耐精神，储备着“爱拼才会赢”的决心，远离家乡，或投奔亲戚，或依托老乡，或孤身一人，或被某个信任的小头目牵领；或“略有文化”，或小有姿色，或心明眼亮，或“两眼一抹黑”空有一身蛮力。总究，他们躲开了农村的苦役，到城市里做起了“基层”。
  以前随省长啊区长啊“下乡采访”，发现他们在调研时一定会问到一个问题？今年农民的现金收入是多少？汇报材料中也把这条作为必备条目。现金收入能从去年的三百元，升到今年的三百一十元，那就是很大的进步。现在猛然想起这个来，可以肯定地说，农民进城，原因中的第一个，是为了现金。
  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自由之身”，如果经济能力强，他们受体制的约束相对较小；比起城市里“吃国家饭”的人来说，在村庄里种地，不管是种植花样的决策还是工作日程安排，多半都由自己作主；每天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但此事与彼事间的顺序，没有那么严格。从自然地理条件上说，过去唯一控制他们的是天气；从人文条件上说，控制他们是乡村风俗。如果在本地能够有足够的“现金收入”，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跑到城市里受城市居民和城市体制的欺凌。
  种一年的粮食，买农药化肥要现金，可粮食要到秋收之后，才能兑换，而且秋后一算账，换来的可能是亏损；后来兴种经济作物了，可菜也好果也好瓜也好莲子也好，你种我也种，于是价钱不好；于是你不种我也不种，于是价格走高；于是又是你种我也种：结果，总是没有抓住市场经济这条泥鳅的命门所在，弄得辛苦一年，空欢喜一场；歉收让人哀愁，丰收让人忧愁。结在树上的果子，摘下来卖，卖的价钱还抵不上劳工费；不摘，看着“红通通黄澄澄的丰收”挂在那里，又是揪心地痛。活生生地让人左右为难，逼得人跳河上吊。
  而其他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要现金来交代的，孩子上学，母亲看病，买块肉加件衣，全是拿货币来清算。你不能以物易物，而你手中，却只有易烂善腐的农产品。而到城市，一个月三百块五百块，只要你干活了，拿到的就是赤裸裸白花花的钱。固然也会遇上拖欠工资的事情，但至少，其盼头要比在农村好得多。只要现金能到手，一切凌辱都可以忍受。
  如果说“现金收入的追求”是农村的家长们到城里当保姆、做小时工、拉三轮车、干搬运者们不得以的选择的话，那么“正当佳年”、风华正茂的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和青年，以叛逆之心涌到城市里，却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了一时逃避中国的亲情文化，以获得自由之身。
  我这里可以把“农民进城”的农民放大，放大到所有原先是农民身份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各样改换身份或者不改身份的办法，离开原先的家乡，逃到山穷水尽之处。问过所有认识的年轻人，他们都有一个恐惧，一是对父母，二是对家庭所处的关系网络。他们感受到亲情的扼杀之力，他们觉得桎梏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窒息而死一条路，于是他们要逃。学习成绩好的，拼命考得远远，学习成绩不好的，就想办法去参军，参不了军的，就要隐身到工厂去打工。
  城市里孤身一人带给他们逃脱的快感。“自己决定自己”是中国人最难得遇上的状态。这状态让人痴迷，让人狂野，也让人为之付出代价。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一切都由我作主，我的事我负责。
  从整体上看，人类“罪感”偏于缺乏，经常是不知有错，不愿认错，不甘受罚。但是，在很多时候，自受其苦的“英雄主义精神”还是可以看到的，尤其在这批年轻人身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孤立无援带给他们的痛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的责任。独立已经让很多欣喜若狂，虽然做个独立者是那么的艰难和不易，而且随时会被打断——被他人或者被自己。
  逃避的同时也在营造，因为你要谋生就必须有关系，而关系可以无中生有，可以借势外延，可以跳跃高升。到城市里的人，住可能是一个人住，玩可能是与老乡同事一起玩，但几年之后，一定会在城市里构建起一张兼有亲情网和关系网的新型“人文环境”。这时候，这些农村到城市里破冰前行的人，发现，功虽未大成，名虽未高就，但安身立命已经不成问题，不但可以解放自己，还可以救赎他人，于是把表兄弟、堂姐妹，一股脑儿地往城市里拉扯。他的势力就这样扩张了，她的事业就这样有了新的帮手，他们的关系网就这样开始柔韧和牢固。
  但是，不管事业是不是有成，只要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们都会开始怀念故乡。也许是远离增强了魅力减轻了恶感，也许是岁月的增添诱发了人的天性，思乡又成了新的心病。城市是永远兼容不下这批农村闯客的，他们也兼容不下城市。想吃老家的饭菜，想用乡音说话，想重新投注到家乡的亲情网里。
  说得好听一点，是在城市里“接受了先进文化”的教育，然后回去“哺育”家乡；说得准确一些，是他们被城市的巨大弹力所反弹回老家。这中间没有谁优谁劣，谁战胜谁的比较。具体一点说，城市里后天织就的网让人厌倦和不安，而村庄里先天具有的网却那么的可亲可近。何况，在这城市过度的时代，乡村的美和简单，让清醒者益加珍惜。于是，他们开始面临新的抉择。（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