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名女工日本遭遇野麦岭 多方调查正在展开

长安野人

近日，日本华人媒体报道了中国女工在日遭受剥削的事件，引起广泛关注。6名来自湖北的女工在日工作3年后，因无法忍受高强劳动和低廉报酬，提出改善待遇，却遭拒绝。目前，3名女工被日本公司强行遣送回国，另外3人被日本工会保护。中国驻日大使馆对此高度关注，责成日方妥善处理。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也委托相关部门深入调查此事。
■真人版“野麦岭”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一部名为《啊！野麦岭》的电影讲述了纺织女工遭受剥削的故事。30多年后，在距离野麦岭不远的山梨县，上演了真人版的“野麦岭”。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6名湖北女工2005年底来到日本，在距东京100余公里的山梨县一家名为“Technoclean”的洗衣公司打工。她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休息日极少，工资只有5万日元（约3000元人民币）。
今年8月，女工们要求提高工资，却被公司强行遣送回中国。有3名女工不愿被遣返，便从2楼宿舍跳窗逃跑，其中一人骨折。当地居民把3名女工送到东京后，日本的工会组织把她们保护起来。公司老板起先表示对女工受伤感到抱歉，承认工资支付违法，但随后却对此矢口否认。
本月2日，这3名女工向警方提交刑事诉讼状，提出公司有“逮捕监禁致伤罪”和“伤害罪”的嫌疑。当天下午，日本国会议员和工会组织为女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多方展开调查
此事经日本各大媒体报道后，舆论一时哗然。据悉，日本律师会一位资深副会长已公开表示，将介入此事，为几名女工争取权益。
中国驻日大使馆从媒体获悉此事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商议保护女工事宜。9日，两位领事官员前往日本全统一工会，看望在那里的两位女工，随后又去医院探望另一位受伤女工，那位女工刚做完手术，正在养伤。昨天，中国驻日使馆发表声明，称在日中国研修生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必须得到保护。希望日本有关方面重视湖北研修生遭受非人道待遇的事件，以负责任的态度加以妥善处理。
外交部也对此事做出回应。9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姜瑜表示外交部已经注意到有关情况，正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核实情况。
与此同时，湖北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方面联系派遣女工赴日的黄石“东创境外就业有限公司”，要求其提供情况说明和6名女工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一方面委托黄石的相关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昨天傍晚，湖北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暂时还未接到外交部或商务部的通知，事件经过都是从媒体获知。按照要求，“东创”应在当日提交情况说明报告，但截至本报发稿时，湖北劳动社保厅还未接到该报告。
■各方说法不一
最早向华人媒体披露此事的是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他说这些女工由“东创”派遣时，是以学习女装的研修生身份来日的，但随后成为洗衣工，而洗衣工作并无权招收研修生，他怀疑女工们可能被中介机构“转卖”到了洗衣公司。他透露，曾见过3名已回国的女工，她们已写下自己的遭遇，把材料送到了大使馆。
事发后，莫邦富表示曾联系“东创”公司经理王香，希望她维护女工合法权益，但王香态度强硬。莫邦富说他给了王香电话号码，希望她抵日后联系他，但至今未接到王的电话。
而据“东创”公司贸易部经理、王香的丈夫卫建华介绍，“东创”是合法中介企业，王香已经于4日赴日配合日方调查，但由于莫邦富将女工“控制”起来了，因此王香无法与女工见面。王香的妹妹王念向媒体表示，王香将于14日至20日之间回国后，对此事“给出一个说法”。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由于该事件正在调查中，不便为事件性质下定义，一旦调查有了结果，他们将严格按照程序处理。

长安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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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宏伟领事（左1）和赵荟领事（左2 ）向湖北女工们表示中国驻日大使馆坚决维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告诉女工怎样向日本的劳动监察大队（即劳动基准监督局）申诉等保护自己权益的方法。（《日本新华侨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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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邦富（左1）、赵荟领事（左2 ）、廖宏伟领事（左3）在医院探望逃跑时摔断腿的湖北女工小张（右一），安慰她好好养伤，大使馆会保护她和其他女工的合法权益的。（《日本新华侨报》图）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以“湖北女工被卖身现代‘野麦岭’，日中两公司想以身试法”为题，披露6名中国湖北女研修生在日本山梨县堪称悲惨遭遇的报道在《日本新华侨报》和“日本新华侨网”发表以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给予高度重视。9月8日傍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和商务处接到莫邦富提交的有关湖北女工在山梨县的不幸遭遇的详细文件资料后，当即表示大使馆坚决维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表明立即就去看望女工们，采取有力行动保护女工们的权益的。
9月9日上午，中国大使馆负责研修生问题的赵荟领事和廖宏伟领事与莫邦富一起赶到收留和保护湖北女工的日本全统一工会，看望了女工小段和小胡，并听取了女工对事件整个过程的介绍。
两位领事把中国大使馆编写的领事保护宣传资料和自己的名片交给女工们，告诉她们一定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请随时和大使馆联系。大使馆一定尽力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请她们放心，也请她们转告自己的家人放心。
随后，赵荟领事和廖宏伟领事又和莫邦富以及全统一工会的干部等一起赶往医院看望刚对骨折部位做好手术还在医院养伤的女工小张，安慰她好好养伤，告诉她大使馆会保护她和其他女工的合法权益的。(简言之)
（中新网9月10日电）

长安野人

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在《日本新华侨报》发表文章说，“野麦岭”这个地名在日本一说起来，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辛酸和悲凉。有一部电影曾经风靡日本全国，电影名叫《啊！野麦岭》。野麦岭默默地见证历史的残酷和少女的辛酸。可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早已拥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日本，今日依旧在演绎着电影《啊！野麦岭》的现实版续集，日中两公司狼狈为奸，中国湖北女工被卖身现代“野麦岭”。
《啊！野麦岭》的故事梗概大概如下：来自穷乡僻壤的少女告别家乡的亲人，翻越野麦岭，来到长野县的缫丝工厂打工求生。然而，等待她们的却是超负荷的劳动和资本家的压榨剥削。有的少女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她们的亲人星夜赶来，想把少女背回父母等待的故乡。金秋时节，野麦岭上枫叶如火，景色如画。可是，少女却在趴在亲人的背上，在这美丽的风景中永远地合上了年轻的双目。而日本就是在残酷剥削这些少女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它的资本主义基础，直至最后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野麦岭所在的长野县的一旁就是水果之乡山梨县。可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早已拥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日本，今日依旧在演绎着电影《啊！野麦岭》的现实版续集。
8月22日清晨，住在山梨县昭和町的一位主妇突然听到尖利凄惨的呼救声不断传来，赶去一看，在自己家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有十来个男女在一边连推带打地一边强硬蛮横地拖拉着几个讲中国话的女性。而这些女性则死死抱住桌腿等不放，一边竭力抵抗不让被他们拖走，一边大呼救命。主妇赶紧上去劝阻，这时一位自称老板的人叫她走开，不要管闲事。而那些被强行拖拉的中国女性则告诉她，她们是来日本打工的所谓“技能实习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残酷的劳动强度和环境，向厂方提出改善要求，老板就叫人一早冲进宿舍，要把她们强行遣送回国。
原来这些女工来自湖北省黄石市，2005年12月由当地一家名叫“东创境外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创”) 以学习女装及童装缝纫的名义派遣到日本来的。而学习女装及童装缝纫属于日本政府制定的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规定对象，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签证。实际上这些女工被派到山梨县昭和町一家叫technoclean的洗衣公司打工。而洗衣工作不属于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规定对象，也就是说不能招聘“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
女工们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每月工资才只有区区的5万日元。加班费也只给象征性的一丁点。不仅星期六星期天也要干活，甚至在日本人员工全都放假的新年期间也被逼不准休息整日干活。2007年9月到2008年3月的整整半年期间，仅仅只让她们休息了3天。过度的疲劳致使有位女工深夜骑自行车回宿舍时摔倒受伤。
有一次，负责监管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财团法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派人到公司来巡回检查，公司担心暴露非法使用廉价女工的行为，连忙从其他地方借来缝纫机和一些已经加工完毕的服装，让女工们把服装拆掉再重新缝制，伪装是在从事女装及童装的缝纫工作。并且叫女工们伪造出勤卡，隐瞒公司叫女工们长时间加班的违法行为。并逼迫女工们写下包括加班费每月工资可以拿到11万日元，每月加班时间也只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33小时的假证明。
后来女工们实在忍受不了残酷的劳动环境和低劣的工资待遇，发出了要求改善劳动环境和待遇的呼声。公司方面看到她们已经失去剥削价值，不顾合同期未满的事实，采取了强行遣送女工们回国的强硬措施。
经过拼死抗争，公司强行遣送女工们回国的企图虽然当天没有得逞，但是看到公司派在门口监看着她们的男人们，女工们知道公司方面是不会死心的。于是，她们决定从宿舍2楼跳窗逃离虎穴。一位张姓女工从2楼跳窗时不幸摔断了腿。另外段姓和胡姓2位女工逃到野外的葡萄园里露宿，第2天被当地的居民发现。居民看到她们的伤痕和满身泥水，知道了她们的遭遇后，同情地开车把她们护送到了东京。日本关心外国人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问题的工会组织和国会议员立即参与了对她们的保护。女工立即被送到医院治疗，医院证明有的伤情需要10天的静养，有的需要对骨折部位动手术治疗。而来不及逃脱的3位女工却被公司强行遣送回国。
8月25日，公司老板内田正文来到东京，在全国大报《每日新闻》记者及工会人员面前承认：“如果对方是日本人，公司不会作出强行遣送那样的举动。让女工们受了伤，觉得对不起。”他承认工资的支付有违法之处，会予以改正。对赔偿金的金额问题则表示回去考虑后再作答复。可是，到了约定答复的期限，内田正文不仅没作出进一步的有诚意的答复，反而发文给东京的工会组织，不但改口否定打人等暴行，还说工资报酬也不存在问题。
看到technoclean和内田正文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9月2日张姓女工等3人通过律师按照日本法律以“逮捕监禁致伤罪”和“伤害罪”的嫌疑向警方提交了刑事诉讼状，当天下午国会议员和市民团体、工会组织在日本众议院会馆内为她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这桩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我也应邀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指出：“日本有一部名作《女工哀史》，描写的是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纺织女工的悲惨境遇。今天日本尽管成了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可是活生生的女工哀史依旧在持续，叫人实在愤慨。”《东京新闻》、《每日新闻》、TBS电视台等日本的全国性大媒体立即作了大篇幅的报道，纷纷指出“女工们的遭遇是女工哀史的现代版”。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把这些湖北女工派遣到日本来的“东创”公司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我曾打电话给“东创”王香经理，希望她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为保护女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她的公司的整体利益做好日方的工作。不料，王香根本不听，反而说：“哪怕是在日本赔了钱，我也要叫那些女工回到湖北后给我吐出来。让她们知道在湖北是谁说了算。我会叫她们家里人好看的。”实际上女工们也反映她们的家里人已经受到了王香丈夫的威胁：“在黄石我黑道白道上都有人，想和我对着干没门！”
我劝告王香要冷静，处理好这个问题不会影响她的整个事业。可是，王香居然在电话中叫嚣：“我已经做好准备现在这家公司被日本列入黑名单，不能再从事派遣劳工业务。告诉你我还有一家公司，生意我还是可以照做不误的。我不会放过那些女工，我在省里有人，不会怕她们的。”
看来原来已全面认错的technoclean的老板内田正文之所以几天后态度会出现180度的剧变，和“东创”王香经理这么强硬的态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9月5日，王香经理赶到日本来处理这次事件，在她返回中国前我希望她在路过东京时能和女工们见次面，大家好好谈一下争取和解，并且留下了我的手机号码供她联系。可是，很遗憾，她没有打来电话。看来她和日方老板内田正文是下决心要和日本的法律及公众舆论对抗到底了。
我想起10年前临近东京的千叶县也曾发生过一桩残酷盘剥中国研修生的大型事件，当时我发现这个问题前去调查时，再三希望接受研修生的日方团体和中方派遣公司坐下来和研修生好好谈，取得和解。可是他们不但置之不理，甚至还对我发出恐吓。最后，事件以日方董事长锒铛入狱、中方派遣公司被日本政府列入黑名单为告结束。没有想到10年后，居然还会有人来蛮勇地以身试法。不知这次他们能否侥幸逃脱法网？
不过，我想先透露一句，负责审批签证的日本法务省入国在留课已经表态：“不付工资和侵犯人权等属于不正当行为，日本公司有可能受到停止3年接受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处分。”这个发言的时机及内容和10年前日本法务省的表态十分相似。（莫邦富）

长安野人

2008年01月02日 08:44:24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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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很多工厂一样，周惠萍在日本睡的也是上下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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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间高道是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的理事长。

日本10万研修生中，八成来自中国，平均每个研修生三年被克扣300万日元左右。在日本，维护研修生权益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留日研修生生存状况调查
据日本媒体报道，2007年12月11日，日本岐阜县岐阜市一家缝制工厂的5名中国女实习生向《中文导报》申援称，她们遭到该企业强制遣返，而且按照日本《劳动基准法》,企业还拖欠了她们每人435万日元(100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的加班费和工资。日本研修生问题再掀波澜。
目前， 在日本的10万研修生中有八成来自中国，日本劳动组合（工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平均每个研修生三年被克扣的劳动所得在300万日元（约合20万元人民币）左右。在日本，维护研修生权益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日本大都市电视台时事评论员莫邦富一针见血地指出：“研修生问题就是日本的血汗工厂问题”。日前，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了一份修正方案，并将在明年提交日本国会进行法案的表决。
2007年年末的一天，本间高道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在距东京300公里左右的日本岐阜县街头一家茶店里，他正在谈判，对象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对白像电影：老大拖着长音问道“你的家人生活得还安全吗？”本间则大力地拍着桌子：“你敢威胁我吗？” 顾客一下子都被吓跑了……
本间高道，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的理事长，同黑社会老大谈判的经历在他的人生中已经多次出现。
劳动组合类似于中国的工会组织，但不是企业内部的工会，而是代表一个阶层或者类别工人权益的组织。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代表的是中小企业小时工的利益，本间告诉记者，“从5年前开始，有中国的研修生进入我们这个劳动组合。”从那时开始，本间开始了不断代表中国研修生向企业主讨还法律规定的劳动所得的艰难历程，他面对的是中小企业主们雇来的谈判代表——黑社会老大。
　　研修生溯源：
日本的血汗工厂问题
研修生是日本特殊制度下产生的特殊外来劳工。
中日友好协会的冈崎温见证了那个年代，他是最早引入中国研修生的人。他告诉记者，名古屋与南京市是友好城市，在1980年，当时江苏省提出来想要到日本学习种甜瓜，于是在中日友好协会的运作下，江苏省外办派了6个农业研修生来到爱知县学习，这6个人可以算是最早的研修生，而他们当时都是省级机关或者农业单位的技术人员。冈崎记得当时的组长后来还官至江苏省副省长。
然而在东京大都会电视台的评论员莫邦富看来，所谓的研修生制度反映的是日本一方面不想承担开放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义务，一方面又想得到廉价劳动力的事实。“日本研修生问题就相当于国内的血汗工厂问题。”
日本的研修生，大部分来自中国。据统计，目前在日的中国研修生近10万，约占总数的80%，主要分布在纤维制造、食品加工、电子、运输及机械制造等行业的中小企业。
“岐阜县是日本传统的纺织基地，当年很多女工从全国各地来岐阜工作，可以说是写就了一部日本女工的兴衰悲哀史。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人力、土地等成本不断上升，日本的成衣业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岐阜县是目前日本唯一保留了纺织业的地方，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研修生的支撑。”本间告诉记者。
中国女工：
平均被克扣300万日元
周惠萍工作的大五株式会社确切地说是一个小型的家庭作坊。工厂的构成就是一个老板、两个日本管理人员，再加上来自中国的9个研修生。周惠萍她们都来自江苏南通，她们的工作职责是把海外来的衣服熨好叠起来装袋。
出国前，周惠萍同国内的中介公司签了合同，按照合同的规定她交了3万元的保证金。合同的规定很细，周惠萍只大概记得：“未经准许，不准私自外出；禁止购买使用手机、BP机等通讯工具；不得使用会社电话，一律禁止与国内外任何电话的联系等等。”
合同中规定了工资：第一年是每个月5万日元，第二年和第三年是5.5万日元，加班费300到400日元/每小时。周惠萍她们并不知道，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她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月11.4万日元，加班费是一小时800日元。
虽然来了日本两年半了，但周惠萍从来没有单独外出过，甚至没有到过离工厂不过二十分钟的名古屋市区。偶尔的几次外出办事总是由老板亲自接送，她们知道这是老板怕她们跑了。
随着今年最新一批的女工前来,带来了网络、QQ等最新的消息,她们就有了买一台二手电脑上网和家里人联系的念头。但老板的答复很明确,安装不了。周惠萍的心里很明白,这是老板怕她们对外界的信息了解得太多了,特别是对日本研修生的一系列状况和信息知道得太多。正如她们不可能拥有中文报刊等读物一样,她们是肯定不可能拥有网络的。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对研修生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修生周六和周日,照常工作。他们一整年休息的时间不超过一周,比较极端的例子甚至一个月加班超过160小时。为了防止研修生逃跑,他们每个月大部分的工资都被收回去进行强制性存款,他们没有存单也没有护照。
“如果按照三年计算下来的话,每一个中国研修生大约有300万日元左右的钱是法律规定应得而未得的。”本间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一个月大约要处理20单这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讨回工资的一单也没有,有的全部讨回来,有的讨回来一半。” 本间对这么高的成功率非常满意。“因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政府机构方面,还是舆论上,都是站在研修生一边的。”所以这些中小企业主最后的方法就是请黑社会老大来谈判,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打官司的话,他们是打不赢的。
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场景。
利益群体：
来自不良派遣公司的阻力
对于黑社会老大，本间并不放在心上，但最让本间痛心的是作为利益方的中介机构的阻力。
去年上半年，日本发生了一起著名的研修生维权事件：在日本广岛东部福山市劳动组合的努力下，3名中国女工李红慧、沈晓梅、缪秀琴与她们的日本雇主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并成功拿回了自己应得的400多万日元，但在回到家一周之后，她们就分别收到了法院发来的传票。
原来，她们的派遣公司靖江公司将3人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签订的合同，赔偿公司20万违约金。法院最终维护了女工们的权利，9月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靖江公司要求3名女工各赔偿20万的诉讼请求。
“这几个女工终于拿回了她们的钱，但我们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起，在我们的帮助下，研修生拿回了钱但她才回到国内就会被派遣公司的人堵下来，强制把她们的钱拿走。有的研修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把钱寄回家里，但是这些派遣公司会不断地来到她们家中威胁着要告她们之类的。”本间告诉记者。
“由于这些中小企业在日本国内只有黑社会这个最后的办法了，他们就转向让中国的派遣公司来出手，签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条款中设置保证金一项，虽然中国政府在2004年就颁布了法律规定，派遣公司不能收保证金，但实际上还是在收取。一般保证金在3万元人民币，我听过最高的一个保证金是18万元。除了保证金还要有3个保证人，其中两个还要是公务员。”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做过一个调查，如果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给研修生一个月11.4万日元的工资和800日元一个小时的加班费，这些雇用研修生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都将走向破产，因为这些企业目前的利润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人工费，但如果加班费控制在一个小时600日元以下，公司就可以保持不亏不赚。
但是大量的成本都花在了双方的中介公司上，“中介公司宁愿专门派一个人到日本来，来管理研修生，解决研修生的不满情绪，让他们不要闹事，扮演着监工的角色。但你想一想，一两个人长期驻守日本，这个花费和成本又要多少？这些钱还不如花在提高工资上。”在本间看来，中介公司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提上日程的改革：
前路仍然阻力重重
目前，有8000名工人会员的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里只有181名中国研修生会员。本间告诉记者，在日本的劳动组合中有许多外国人，比如日籍的巴西人，但中国的人很少。
本间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中，研修生问题仍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随着中介公司的无序竞争，在他们彼此压价中研修生成为最大的利益受害者。另一方面，在中国四处借钱交纳了高额保证金的研修生有着巨大的赚钱压力，但研修生目前的收入水平难以令人满意，在1993年~1995年的日元最高峰值时期，5万日元差不多可以换5000元人民币。但现在随着人民币的升值，5万日元只能换3000多元人民币，而目前中国沿海城市一个成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近2000元的工资。
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日本将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到2025年，日本要维持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缺300万劳动人口。这些劳动人口无疑不可能再沿用目前的研修生制度进行解决。
目前，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了一份修正方案，其核心是废除不适合现有劳动法令的研修制度，统一为外国人实习制度。
厚生劳动省提出的修正方案内容包括：废除为期1年的研修制度，统一为可适用于《劳动基准法》及《最低工资法》等劳动法的为期3年实习制度；实习结束时让实习生们接受技能评估考试，并在可正常开展工作的条件下，允许实习生延长至5年；如果是不经过中介机构，由劳务管理严格的大企业直接雇佣的话，允许再实习2年，而且是3年的实习结束后，回国一次然后再来日本实习。厚生劳动省表示力争在2009年向国会提出该法案。
然而，经济产业省提出的报告书则希望维持现有的“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适当强化现有的规制及指导方针，与厚生劳动省修正案相对立，改革的前路仍然阻力重重。  
　　何为研修生：
研修生是指根据有关国外研修的法律法规，批准一些民间团体进行的一种派遣行为（以研修生的名义，实际为劳务），是国外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
1993年，日本厚生劳动省设立了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按照厚生劳动省的规定：外国人研修生可在日本研修1年、技能实习2年。
在日本，绝大部分的研修生都分布在纺织、机械、农业等体力劳动行业，他们工作环境恶劣，超时加班，没有人身自由，永远也拿不到法律规定的工资。
（文/图 本报记者邱敏、曾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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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邦富为中国湖北研修生申冤竟遭电话恐吓

作者:莫邦富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9月11日，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投书《日本新华侨报》，介绍了因为报道中国湖北研修生而遭到电话恐吓的事情。全文如下—— 湖北女工在日本演绎《啊，野麦岭》现代版的消息通过现代文明的利器互联网传开后，马上引起强烈震动。消息上网后，仅仅7、8小时后，转载的范围以及波及欧美日各地了。中国国内的反响更是厉害。有的网站转载消息后，不到5、6小时，跟贴的人数已达15000人左右。香港凤凰网为我紧急开设的博客，1天之后阅读过的读者就达2万人,2天后就超过了3万。许多网民打电话派遣公司黄石市“东创境外就业有限公司”抗议，从香港的凤凰电视到当地的主要媒体也纷纷前去采访。尽管“东创”依旧信口雌黄，玩弄拙劣的猪八戒倒打一耙的伎俩。可是，形势却对他们越来越不利。 9月5日来到日本的“东创”王香经理已经多次和国内通过电话，显然完全了解局势变化，可是直至9月10日下午5时本稿发稿时，仍然未见她和女工们联系。她来日本之前，我就告诉了她我的手机号码，诚恳地希望她和女工们对话，取得和解。但她来到日本已近一星期了，却躲在暗处拒绝交流。不光不和我联系，也不向大使馆有关部门汇报，更不出来面对日本媒体说明真相。 反而在这种时候，作为率先报道这个事件的作者，我却遭遇到了一桩怪事，居然有人打电话来扬言要杀我！！！ 9月9日晚上，我和一群在日本工作的中日媒体朋友聚集在东京有乐町的一家越南式中餐馆为日本国会众议员加藤纮一先生就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举行祝贺酒会。众所周知，加藤纮一先生曾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及自民党干事长，是会讲一口中文的中国通，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致完祝酒词，正在听加藤先生叙述前几天在北京见到胡锦涛主席的情景时，有一个不显示电话号码的电话打进我的手机。 我跑出雅间，接听电话。一个中国女性劈头盖脑地问我：“你是莫邦富么？”我一听以为王香，心想她终于愿意来电话联系了。可是，女的没有继续讲话，把电话转交给了一个日本男人说：“接通了。”电话里我听到日本男人问她：“就是那个写研修生报道的家伙？他的名字怎么念？”女的回答：“Mo Bangfu！”日本男人接过电话就喊：“你就是那个在中国什么新闻网上写那操蛋报道的畜牲？！告诉我，你这混蛋现在在哪儿？”我回答：“我在东京，欢迎你来。请先报你的姓名，别给我来这一套。”“八格，你现在在哪儿？说！”“我在东京，你来啊！一个连名字都不敢报的懦夫，你还能有多大能耐？！”“我要杀了你！说，你在哪里？”我答道：“你连姓名都不敢报，我就不奉陪了。”我把电话挂了。在此后的3个小时内，他们给我打了25次恐吓、骚扰的电话。 为了留下证据，其中有的电话我就叫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共同社”的记者接听，让来自中国的中国新闻社驻日本记者也一起见证恐吓、骚扰的电话之频繁，同时也告诉加藤先生我刚才接听的电话是要杀死我的恐吓电话。 在日本很少有中国人知道我的手机电话号码，和外国研修生业务有关的中国人知道我手机号码的，包括王香女士在内不超过3人。所以，我不得不怀疑有人要在日本玩弄中国某些内地小城镇常见的伎俩了。日本律师和市民团体当夜就发出了谴责恐吓的通报，我还会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有人真的愿意以身试法，我也只好奉陪了。

长安野人

商务部调查湖北6名女工在日本遭虐待事件 [ 2008-09-09 1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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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湖北黄石6名女工以“研修生”名义赴日打工受尽盘剥：每天劳动15小时以上，工作半年仅休息3天，实际工资不到协议的一半。丑闻曝光后，日本媒体震惊不已，日本老板也不得不低头认错，但后来又改了口……
近日，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在日本《新华侨报》上撰文揭露湖北黄石女工赴日“研修”遭残酷盘剥的丑闻，直言这是现代版的“野麦岭”和“女工哀史”。
目前，此事已引起中日两国各界高度关注，我国商务部已介入调查。“东创”负责人王香已赶赴日本处理此事。昨日，该公司副总经理、王香的妹妹王念称：9月14日将披露此事真相。
黄石女工遭蛮横推打
8月22日清晨，住在日本山梨县昭和町的一名主妇突然听到尖利凄惨的呼救声不断传来，赶去一看，在自己家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有十来个男女在强硬蛮横地拖拉推打着几个讲中国话的女性。而这些女性则死死抱住桌腿等不放，一边竭力抵抗不让被他们拖走，一边大呼救命。
这名日本主妇震惊不已，赶紧上去劝阻，这时，一位自称老板的人叫她走开，不要管闲事。而那些被强行拖拉的中国女性则向主妇呼救：自己是来日本打工的所谓“技能实习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残酷的劳动强度和环境，向厂方提出改善要求，老板就叫人一早冲进宿舍，要把她们强行遣送回国。
据介绍，这些女工来自湖北省黄石市，2005年12月由黄石东创境外就业公司以学习女装及童装缝纫的名义派遣到日本——因为学习女装及童装缝纫属于日本政府制定的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规定对象，比较容易获得签证。实际上，这些黄石女工被派到了日本山梨县昭和町一家叫“technoclean”的洗衣公司打工——洗衣工不属于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规定对象，因此法律上并不能招聘“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
廉价打工受尽日方盘剥
据介绍，这些黄石女工，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每月工资只有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0元)。加班费也只给象征性的一丁点。不仅周六周日要干活，甚至在日本员工全都放假的新年期间也被逼不准休息整日干活。2007年9月到2008年3月整整半年期间，这批赴日的黄石女工仅仅只被允许休息了3天。因为过度疲劳，一名中国女工深夜骑车回宿舍时倒地摔伤。
有一次，负责监管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财团法人——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派人到“technoclean”洗衣公司巡回检查。日本老板担心非法使用廉价中国女工的行为暴露，连忙伪造出勤卡，并从其他工厂借来缝纫机和一些服装，让女工们拆掉服装重新缝制，伪装是在从事女装及童装的缝纫工作。
洗衣公司为了隐瞒让中国女工长时间加班的违法行为，还逼迫女工们写下包括加班费每月工资可以拿到11万日元，每月加班时间只有33小时(在日本劳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假证明。
后来，女工们再也无法忍受残酷的劳动环境和低劣的工资待遇，要求日方老板予以改善，日本公司则不顾合同期未满的事实，派人强行遣送中国女工回国。
丑闻曝光老板一度低头
经过拼死抗争，洗衣公司强行遣送女工们回中国的企图当天没有得逞，不过公司加派人手在宿舍门口监视女工。女工们知道公司还会遣送她们，乘夜从宿舍2楼跳窗逃离。一名张姓女工从2楼跳窗时不幸摔断了腿，段姓和胡姓两名女工逃到野外的葡萄园里露宿，第二天被当地的日本居民发现。
好心的居民看到中国女工身上的伤痕和泥水，知道了她们的遭遇后，同情地开车把她们护送到了东京。日本关心外国人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问题的工会组织和国会议员立即对这些中国女工进行保护。女工们被送到医院治疗，医院证明有的伤情需要静养10天，有的需要对骨折部位动手术治疗。不过，来不及逃脱的3名女工，仍被日本公司强行遣送回中国。
8月25日，洗衣公司老板内田正文来到东京，在日本全国大报《每日新闻》记者及工会人员面前承认：“让女工们受了伤，觉得对不起。”内田正文还承认工资的支付有违法之处，会予以改正，并表示对中国女工的赔偿金额问题回去考虑后再作答复。
日本报纸叹“女工哀史”
然而，到了约定答复的期限，内田正文不仅没作出进一步有诚意的答复，反而发文给东京的工会组织，改口否认打人等暴行，还说工资报酬也不存在问题。
看到内田正文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9月2日张姓女工等3人通过律师按照日本法律以“逮捕监禁致伤罪”和“伤害罪”的嫌疑向警方提交了刑事诉讼状，当天下午国会议员和市民团体、工会组织在日本众议院会馆内为她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这桩恶性事件。
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日本有一部名作《女工哀史》，描写的是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年)纺织女工的悲惨境遇。今天黄石女工在日本的遭遇，俨然‘女工哀史’的继续，实在叫人愤慨。”
当天，《东京新闻》、《每日新闻》等日本的全国性大媒体立即作了大篇幅的报道，纷纷指出“中国黄石女工们的遭遇是《女工哀史》的现代版”。
根据莫邦富先生的走访调查，内田正文认错态度突然转变的背后，把那些湖北女工派遣到日本来的黄石东创境外就业公司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莫邦富曾打电话给黄石这家公司的经理，希望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保护中国女工的合法权益，做好日方公司的工作。不料，这名经理竟表示：“哪怕日本赔了钱，我也要叫那些女工回到湖北后给我吐出来。”
旅日华人作家愤慨
9月5日，东创境外就业公司的经理赶到日本处理“女工受伤”事件，在其返回中国前，莫邦富留下手机号码，希望其在路过东京时能和受伤女工们见次面，商谈一下争取和解。不过，这名经理没有打来电话。
莫邦富对女工们的遭遇同情不已，在日本《新华侨报》上撰文揭露中国女工遭遇的不公待遇，文中还引述了日本电影《啊!野麦岭》中少女满怀理想外出打工，却遭缫丝厂盘剥致死的悲凉一幕，引起读者共鸣。
据介绍，10年前，邻近东京的日本千叶县也曾发生过一桩残酷盘剥中国研修生的丑闻，当时，莫邦富也曾前往调查，并遭受涉事公司的恐吓。该事件最终以日方董事长锒铛入狱、中方派遣公司被日本政府列入黑名单而收场。
而对此次黄石女工在日受盘剥事件，负责审批签证的日本法务省入国在留课已经表态：“不付工资和侵犯人权等属于不正当行为，日本公司有可能受到停止3年接受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处分。”　据《楚天金报》
背景资料
何为研修生
研修生是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劳动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即批准一些民间团体以“研修生”(所谓边工作边学技术)的名义，进行劳务派遣。日本的10万研修生中，有八成来自中国，其中大部分人在纺织、机械、农业等行业打工，因老板不法等原因，不少研修生面临工作环境恶劣、超时加班、拿不到法定工资等问题，近年来保障研修生权益的呼声在日本时有所闻。（现代快报）
（来源：中国经济网）

长安野人

本报讯 （记者徐春柳）据日本媒体报道，8月22日，日本山梨县昭和町一家洗衣工场工作的6名湖北女研修生，因要求提高工资，公司决定强制送返。其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女工3人受伤，3人被遣送回国。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正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核实情况。发言人希望，日方依法保护在日中国公民的权益。
湖北女工在日遭遇强制遣返
近日，《日本新华侨报》发表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的报道称，2005年12月，6名湖北女工通过黄石东创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东创）赴日研修。
报道称，6人每天工作9小时，月收入5万日元。另外，她们经常加班到深夜12点，半年仅休息了3天。
女工们被迫要求，改善劳动环境和待遇。公司不顾合同期未满，计划将其强行遣送。因女工不愿返回，双方发生肢体冲突，3名女工受伤住院，另外3位女工被强行遣返。
湖北东创称报道不实
莫邦富介绍，按日本法律规定，山梨县每小时加班的最低工酬不能低于810日元。女工们告诉莫邦富，事发后，女工家人受到东创总经理王香丈夫的威胁。
据长江商报报道，东创经理王香的丈夫、贸易部经理卫建华表示，增加加班时间是应女工的要求。
东创副总经理、王香妹妹王念认为，此次事件是两名女工“怂恿之下闹事”，莫邦富的报道不实。
王念表示，回国的3名女工写了情况说明，称她们在日本工作，并非像莫邦富所说的那么悲惨。
报道者：如说谎可来找我
对于东创有女工怂恿的说法，莫邦富表示，“这反而让我很振奋，她们维权意识加强了”。莫邦富介绍，几位女工曾私下收集过资料以便维权。
“但收集资料的行为，让日方企业起了戒心。”莫邦富表示，所以日企才要把他们送回国。
莫邦富称，日企与中介一般要签三份合同，一份给日本政府看，月工资从11万到12万日元；一份是双方签订秘密，月工资约在8万到9万日元；还有一份是与研修生签订，月工资5万到6万日元。
但莫邦富承认，没有看到第二份合同。
目前，中国驻日使馆已经派官员，与莫邦富一起看望了伤者。而东创总经理王香已到日本处理相关事宜。
“如果我是说谎，王香完全可以来找我。”莫邦富说。
此前东创曾涉纠纷
黄石当地媒体曾报道，2005年，当地女子刘一丽（化名）花费3万多元，经东创介绍，欲赴日作服务员，到日本后却变成了陪侍女。
湖北电视台播放过一条新闻称，2006年，3名安徽农民工和东创签订境外就业合同，最后却无法出国，3人多次讨要3万元中介费未果。当年1月，其中一名民工打碎玻璃杯，割破手腕，经抢救转危为安。

文章来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