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大的帖子，南周评中国绿色领袖20人！

朴犷者

推动中国绿色进程的个体力量
向绿色前进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但从理念的认同到采取实际的行动，还需要一批具备非凡勇气和能力的先行者。如今，这群先行者已经涌现，他们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领袖作用，带动这些领域的绿色转变。南方周末将分两期刊登“绿色领袖”专题，借此记录他们对中国绿色进程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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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袖·商业】王石：攀登“第八峰”
万科董事局主席
他登上了五大洲的最高峰，穿越了南北极，完成了由探险爱好者到环保主义者的转变
越来越多有远见的中国企业家，正试图将自己的事业与环保联系得更紧密些。明星企业家王石就是其中一个。
当过兵、念过大学、干过公务员，最后下海经商，这个中国最引人瞩目的企业家，社会头衔颇多。除了中国最大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他还是中国企业家们发起的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前任会长。在一次次自虐式的著名户外探险之外，他正渐为人熟知的，是一场场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绿色环保秀。
最新的一场环保秀发生在哥本哈根。
2009年岁末，王石和数名中国企业家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邀请前往哥本哈根。这位中国明星企业家的第一站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2009年12月5日，他和全球数百位气候变化谈判代表、环保人士和商界领袖一起登上开往哥本哈根的“气候特快”。两天后，他肩背双肩包，绕着哥本哈根完成了一次环城的自行车之旅，并宣布“我减排了115公斤的二氧化碳”。
王石的哥本哈根之行，最终被形容为一场环保秀。但他的回应是：这样的秀越多越好。
过去10年间，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登山爱好者，王石完成了人生多次探险“秀”——他登上了世界五大洲的最高峰，还穿越了南北极，最终因其亲历，他完成了由探险爱好者到环保主义者的转变。
他看到海明威小说中所描述的常年积雪的乞力马扎罗雪山已成一座秃荒的季节性火山；他四次登上珠穆朗玛峰，每次都发现珠穆朗玛峰冰塔林在退缩。“有些人在怀疑气候是否真的在变暖，”王石说，“我切身感觉到地球在变暖。”
现在他想登“第八峰”——“我心中还有一座梦想的高峰，这座峰是没有尺度的，这个就是如何把我的能力和尽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正因如此，2004年,王石联合多名企业家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并担任协会首任会长。这被认为第二场秀。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原为治沙造林阻止中国北方沙尘暴。“当时入会的一百多名企业家多数是响当当的人物，自信人定胜天，能治好沙漠化。”王石说,“但随后，协会请来生态学家来上课，那位科学家泼了冷水：沙漠是几千年上万年自然形成的东西，人怎么去治？”
但王石认为，作为中国较早的环保NGO，协会最大的作用除了治沙，“在于它的理念与氛围很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人”。
“绿色建筑”显然是王石的第三个秀场。作为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王石和万科现在正塑造自己在“绿色建筑”领域的领先地位。
传说中的新总部大厦万科中心业已完成。按万科公司的描述，那是一栋像树模样的建筑。它平铺在地上，每一个设施之间构成一个活的生态系统。据说大厦全部建筑材料采用绿色建材。地砖是蜂巢式设计，雨水可以通过地砖渗透到地下废水回收系统；每个方向的墙面都经过年度太阳能采集量计算，控制百叶的开关，以保证采光和温度。专家评价，这个建筑相对同类建筑可以节能75%。
作为中国房地产业最精明的开发商，王石深知比别人“抢先一步”的重要。“对我以及对万科来说，11月26日中国政府的公开承诺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它意味着：万科住宅产业化将迎来规模发展的时代，万科已经充分做好迎接低碳经济时代来临的准备。”
“无论如何，万科在低碳经济的预期中已经占得先机。”王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绿色环保领域，万科自言已提前准备了近10年。
迄今为止，万科在此方面投入已超过10亿元。万科目前的住宅产业化率已达到15%，今年准备达到30%，到2014年可能全部实现产业化生产。万科还在此基础上开发绿色建筑，使用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甚至垃圾发电，以最大程度地开发替代能源。
“光伏发电已经快速铺开。前年万科所造小区中，光伏发电能力还只有1万千瓦时，去年这个数字是10万千瓦时，到2012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40万千瓦时。”王石说。
年近花甲的王石，今年正准备第五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做一场珠峰的“捡垃圾”秀。
“珠峰8000米以上的垃圾是怎样造成的？通过这样的活动，希望引起大家对全球变暖的关注。”王石严肃地说起这场“秀”的作用，“地球只有一个，中国要承担责任，中国企业家也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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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袖·NGO】吴昌华：“鼓吹”低碳经济
气候变化组织大中华区总裁，中国企业低碳解决方案倡导者
在过去的三年内，吴昌华和她的气候组织团队，帮助无数中国企业在各自的领域实施低碳解决方案
这个梳着短发、干练的女人硬生生让中国企业界开始接受低碳经济的主张。
作为气候变化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在哥本哈根会议后随即为中国企业安排了一场关于哥本哈根的报告会。一个星期后，又举行了一场工商界关于“CDM碳市场发展”的讨论会。
总部设在英国，成立于2004年的气候变化组织，是由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以及来自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二十余位商业精英和政府领袖倡议建立的。进入中国不到三年，如今的气候变化组织已然成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声音。
“这个机构是时代的产物。”在美国做了近10年的环境学者归国后，吴昌华接受了托尼·布莱尔的邀请，2007年，她帮助气候变化组织在中国设立办公室。就在这一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APEC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明确主张。
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吴昌华和她的团队发展了属于自己的企业会员和合作伙伴网络，将中国移动、远大空调以及尚德等企业聚拢起来，帮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实施低碳解决方案。
吴昌华和她的团队利用各种机会向企业家兜售低碳问题。吴昌华笑称，这是一种“碳洗脑”。在2008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吴昌华发现近1/3的企业家已经在谈论气候变化和应对问题。
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夕，气候变化组织发布了《中国的清洁革命：低碳商机》的报告，一位外国专家这样评价，“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份完整的、清晰的有关中国低碳发展现实的报告。”
“用西方人看得懂的语言和讲述方式，把这个故事讲给对方听。”这份报告不仅在气候组织的全球网络中传递和分享，还由吴昌华亲自递交给了中国政府的决策层，以及各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在这里，我能够目睹到最令人激动的变化和转型。”吴昌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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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袖·NGO】廖晓义：“极端环保主义者”
知名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和活动家，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
“世界环保的希望在中国，中国的出路在乡村。怎么还是呼吁把钱都投在城市？”
2009年12月初，廖晓义正在四川彭州的大坪村里，跟几名四川发改委官员讨论低碳乡村“乐和家园”的建设和推广。
这名55岁的知名环保活动家更像是一位农人，这体现了她一贯的价值观：“谈论是重要的，但比谈论更重要的是行动；行动是重要的，但比行动更重要的是方向。”包括这次采访，她严格控制时间，不聊过去的经历：“我不想像祥林嫂那样唠叨历史，有太多的现实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被廖晓义看作是建立生态农村的契机。她和志愿者们在大坪村住了1年多，和农户一起建造低碳房子、修建沼气池、污水处理池、有机农场以及乡村诊所。“2009年是我最开心的一年。”廖晓义说。她住在“会呼吸”生态建筑里，在鸡鸣中醒来，在狗吠中入睡。在报道她的新闻图片中，她已不再是举着奖杯的明星，而是扛着锄头的农妇。
她获得过许多领袖级别的荣誉：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2005年度央视年度社会公益人物等等。而这些荣耀来源于她的专注：1990年代放弃了美国绿卡，投身国内环保事业，自费拍摄电视片“地球的女儿”，创办了NGO“地球村”，倡导“26度空调节能行动”、“无车日”。
如今，“乐和家园”已建成80户生态民居。这倾注了多年来廖晓义对中国式环保的思考。7月份在一个气候变化高层论坛上，她说：“世界环保的希望在中国，生态文明的希望首先在乡村。怎么还是把钱都投在城市？”
廖晓义认为城市已积重难返，但太少人走进乡村。
她一直坚持过最简单的生活，吃素、不用空调、不买车，处处以简朴为荣。有人觉得她是极端环保主义者，她说：“既然有那么多的极端消费主义者，那就请允许我们这一小撮‘极端环保主义者’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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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袖·政府】苏伟：20年，辗转于气候谈判桌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别人说他是强硬派，其实在熟悉他的人眼里，他却是位“温文尔雅、受过东西方良好教育的绅士”。20年里，他辗转于不同气候谈判桌，而这20年恰是中国推进环境外交、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20年
苏伟的梦
苏伟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贝拉中心的某个谈判会场里，饥饿突然袭来，他举起半截干硬的面包，蘸点水，强行吞咽下去，然后继续与对方进行辩论。这是2010年的1月2日，距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落幕已经整整15天。从2009年11月30日中国谈判代表团抵达哥本哈根算起，除去不到8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苏伟和他的伙伴们总共在谈判桌前“饿战”了21天、400多个小时。
没有一场谈判是轻松的，争吵、失望，又重燃起希望。苏伟至今还记得，蒙特利尔谈判最后是不眠不休的三天三夜。而哥本哈根把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空间争夺战，发挥到了极致——直到延期一天之后还在争吵。尽管疲惫仍旧写在脸上，苏伟显然比在贝拉中心来去匆匆的样子轻松许多。
半个月前的《哥本哈根协定》，由于缺乏发达国家量化减排承诺、没有明确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来源和操作办法，甚至因未能像2007年的“巴厘岛行动计划”一样，明确下阶段谈判时间表，被指为一纸空文。
苏伟没有直接反驳“一纸空文”的说法，他用的是“阶段性成果”。在他看来，哥本哈根是落实巴厘岛路线图中重要的一步。
不过，他甚至比那些对《哥本哈根协定》最失望的国际组织，都更了解这个协定的缺陷：
“缺陷一是没能明确发达国家要按京都议定书继续量化减排，没有反映对发达国家减排指标性质、幅度和遵约程序的可比性，二是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来源表述上相当含混，没有说明资金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碳市场还是资本市场，能否兑现仍是未知数。”
“中国的谈判是基于国内切实减排行动的，不是耍嘴皮子，这是我们谈判的基础。”苏伟说。“不要迷恋哥，哥看到的是苍生的疲乏。”苏伟开玩笑地引述了一位中国网民评价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的话。真正的谈判场上可没那么轻松。哥本哈根留下的任务，还要在波恩、墨西哥继续进行，届时还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战”。温和派苏伟
苏伟经常被媒体塑造为强势派，不过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当谈判工作组正有条不紊地讨论工作组主席案文并稳步取得进展的时候，突然被一份由丹麦自行拟定的案文搅局。这份空降的“丹麦案文”，被称是为了保证大会可以继续下去。
身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的苏伟，三次“拍案而起”，表明这种做法明显违背大会程序规则。苏伟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这份案文的提出脱离了公约和议定书工作组的“正轨”，抛开了两工作组案文的合法基础，破坏了会议程序的正当性，属于“私生子”。丹麦的这一做法，甚至连西方的谈判代表都称之为“愚蠢，简直是在自杀”。
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两年前的巴厘岛会议上。回国后的苏伟笑称，自己没有真的“拍”桌子，只是举牌做了一个“暂停”手势，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这在国际会议的规则里是很明确的，在此情况下，会议主席必须要暂停会议对实质问题的讨论，优先解决涉及程序规则的问题。
听到数次被冠以“发飙”字样，苏伟笑称自己是“温和派”。至于坊间流传的“苏伟语录”，如“欧盟不厚道”、“2美元不够买杯咖啡”和“中国不高兴”等，苏伟用了一句大实话：“刀架脖子上了，还能再缩吗？”
在旅居德国的北京社科院研究员谢方眼里，苏伟是位“温文尔雅、受过东西方良好教育的绅士”。苏伟每次去德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遵约委员会”工作，都会下榻谢家。
谢方在《“苏伟们”为什么“发飙”》一文中写道：“他每天早上吃完早餐都会帮助我收拾杯子，说声谢谢。然后骑着我儿子从跳蚤市场买的破自行车，沿着莱茵河去联合国总部开会，直到深夜回家。”
事实上，离京赴哥前，中国代表团已有谈判方案在握，强调坚持原则，讲究策略。对于中国代表团的表现，苏伟认为可以用“积极引导谈判进程，维护核心利益，树立积极负责任的形象”来概括。
回到北京的日子，苏伟还梦到过与欧盟代表同桌吃饭辩论。哥本哈根不分昼夜的谈判，让苏伟和他的战友们一样，早晨四点就醒来。“这样跌宕起伏的谈判过程，也是人生中难得的经历。”谈判桌下的苏伟，露出了1979级山东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面。
苏伟坦承，过去的一年中，他有一百多天的时间花在了国际谈判上。下一步，他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内工作上，特别是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他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中国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绝不是作秀”。
谈判20年
从日内瓦、纽约、里约到柏林，从蒙特利尔、巴厘岛、波兹南到哥本哈根，20年里，苏伟辗转于不同的气候谈判桌，而这20年恰好是中国推进环境外交、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20年。
22年前，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合作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际社会开始考虑能否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寻求建立国际公约的要素。
一年后，人民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毕业三年的苏伟，以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普通公务员的身份，第一时间开始参与IPCC四个协调小组之一的国际公约组的工作。1991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在瑞典松斯瓦尔通过，苏伟所在的小组完成了报告的“法律措施”部分。在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起跑线上，中国人幸运地站在了有利的门槛上。
2007年，苏伟担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开始了他在月坛南街38号的新工作。一年后，气候办变身为气候司，苏伟任司长。随后几年里，苏伟发现原本只有圈内人知道的气候变化问题，公众认知度越来越高，直至哥本哈根大会，以“不亚于半届奥运会的热度，成功完成了对全球气候变化认识的普及”。
蒙特利尔会议召开之时，中国和77国集团（G77）通过了一项关键性决定，即启动《京都议定书》。“那是一次非常关键的决定，G77加中国打得漂亮。”回想这场漂亮仗时，苏伟的表情没有明显变化。与谈判对手眼中的他一样，这位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显得处变不惊。就是这种读不出底牌的震慑力，让日本谈判手畏惧。他们评价苏伟，“反应快，想蒙也蒙不了。”
这份事关《京都议定书》生命的案文，是苏伟在蒙特利尔的一家旅馆里通宵达旦起草出来的。案文最终通过G77提交大会。
事实上，早在1990年底1991年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之初，中国就提交了关于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的完整案文。“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谈判中提出完整的案文。”苏伟回忆说。而这份“中国案文”经过磋商，最终成为了G77的立场基础，对于最后的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照最终的《公约》结构可以发现，其基本框架与“中国案文”比较接近。
“回顾过去的20年，无论是《公约》还是《议定书》谈判，中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最初向《公约》提供案文，到巴厘岛上表明中国立场的要素，并通过磋商成为G77加中国的共同立场，到柏林授权，再到蒙特利尔，每两年都是有历史意义的。”苏伟总结说，“谈判整体上实现了中国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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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袖·摄影】罗红：拿起照相机的总裁
北京好利来集团总裁
他在各种公众场合用镜头告诉人们，中国何时也能像非洲那样，有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
世上存在三个罗红：北京好利来集团总裁罗红、自然生态摄影师罗红和“全球气候英雄”罗红。
喜欢自然摄影、关爱儿童、热心环保，设立中国第一个个人环保基金，作为中国最大的烘焙食品连锁企业的总裁，罗红以其切身经历告诉中国的富人们：一个人有钱了，可以怎样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
自然生态摄影师，同时也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罗红曾先后十次进入非洲，从空中记录了非洲大地的神秘与雄奇。作为第一个航拍非洲的中国人，罗红的非洲作品被誉为“非洲大地的史诗”。
他拍过肯尼亚纳库鲁湖的火烈鸟、马赛马拉的角马、乞力马扎罗的大象、纳米比亚埃托沙的长颈鹿、斑马还有美洲豹、犀牛、羚羊、鹈鹕、企鹅……十多年来，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罗红执著地用镜头捕捉美好与造物主的神奇。
罗红的生态摄影，在记录美好的同时，也忠实地记录下了气候变暖和自然环境破坏之痛。在非洲，乞力马扎罗山顶的雪正在消逝。在南极，他亲眼目睹大量企鹅因气候变暖后的降水而被冻死。
这一切都让罗红十分悲痛。最终，环保成为他的使命，摄影亦成了通向使命完成的天梯。
罗红是爱美的，他更懂得行动之美。总裁罗红最终决定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环保基金，个人捐款1000万，用于支持环保事业以及奖励对环保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这是全球第一个由中国人以个人名义在联合国设立的环保基金。该环保基金每年举办中国儿童环保绘画大赛，以便在青少年中宣传推广环保理念。
2009年6月4日晚，世界环保日前一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5个全球“气候英雄”，罗红是亚太地区及发展中国家惟一获此殊荣者。“我的愿望很简单，我希望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未来也能像非洲那样，有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这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罗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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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袖·记录】奚志农：动物摄影师的三声惭愧
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家和环保主义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野生动物的拍摄和保护
中国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利用”型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是到彻底改变的时候了
26年前，云南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看着电视节目“动物世界”入了迷。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第6次踏上可可西里，在“生命禁区”里拍摄藏羚羊。
每年五六月份，待产的母羊开始一年一度的大迁徙，到达产仔地。如今，长途跋涉的母羊群不仅要淌过河流、躲过狼群，还得钻过青藏铁路桥洞，跨过青藏公路。
45岁的奚志农忧心忡忡，他已经无数次捍卫野生动物的生存权利。1995年，云南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南侧100平方公里原始森林，这危及两百多只滇金丝猴的生存。当时的奚志农在云南林业厅任职，紧急致信国家主管部门，联合NGO和媒体，最终阻止了这起商业砍伐计划。
这一“大胆”行动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十多年来，他已被许多媒体誉为中国环境保护的领袖人物，只是这更像一位孤独的领袖，用以登高一呼的也只是沾满泥浆的镜头，他执著地想用影像的力量记录濒危野生动物，纪录片“追寻滇金丝猴”等多次获国内外大奖。“我热爱大自然、野生动物，我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种喜欢。”
他掩饰不住对数码技术的热爱。在他看来，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史在数码技术出现之后被改写了，现在，他所率领的“野性中国”摄影师联盟正在不断壮大，公众对野生动物的认知速度也在加快。这次可可西里之行，就是新的两年藏羚羊拍摄计划的开端。他艳羡BBC的野外拍摄团队和技术设备，而自己却只能用相机来拍摄视频。他的抱负是赶紧拍摄出《帝企鹅日记》、《地球脉动》。
然而，奚志农的步伐可能总是追不上现实，在他和团队不停记录的同时，交通的发展、矿山的建立、水电的开发，不断地侵蚀保护区领地；旅游区越来越多，而留给自然喘息的区域却越来越小。他的声音正变得沧桑却柔弱，“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拼命去记录，也赶不上野生动物消失的速度。”
他一连说了三声“惭愧”，为他所能做的事太少而道歉。他现在还在为“野性中国”工作室的经费而操心，还在为笼子里的老虎变成桌上肉而担忧，还在为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竟然有产业处而困惑。
他觉得，中国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利用”型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是到彻底改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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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袖·产业】王传福：电动汽车造富
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他将领导电动车领域的绿色革命。44岁的王传福和15岁的比亚迪，都深深打着这个时代的烙印
作为比亚迪的带头人，王传福有望领导电动车领域的绿色革命。44岁的王传福和15岁的比亚迪，都深深打着这个时代的烙印。
成立于1995年的比亚迪公司，现在已成为传奇。这个年轻的公司，先是从事电池生产与经营。短短数年间，比亚迪便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电池制造商之一，占据全球锂电池40%份额。
2003年，王传福突发奇想，比亚迪以国内第二家民营轿车生产企业的身份进军汽车业务。凭借其第一款自行研发的传统汽油车F3，比亚迪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内月销量过万的“黑马”。
但如果仅仅如此，比亚迪依然不过是一家电池制造商，或是电池制造商和一家二流汽车制造商的混合体。
王传福显然有另外的想法。这位技术出身的企业家倾注在比亚迪身上的是一种特殊的“魔力”，它垂直整合产业链，借此将整个产业的利润环节尽可能完全留在企业围墙之内。
这个想法最终被用在了弥合两个互不干涉的产业之间——他将电池与汽车结合，在中国成功制造出了纯电动车的概念热潮。
凭借在电池领域的多年研发实力，王传福率先提出“铁电池”理念，并将其应用在汽车生产上。
成功就是这么简单。2008年9月29日，巴菲特旗下附属公司斥巨资入股比亚迪。这是金融风暴之后巴菲特在海外的首笔重大投资，也是他看好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中国的市场实在太大了。仅仅因为代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方向，比亚迪的股价很快涨了7倍，而王传福本人也因此成为内地富豪榜首富。
巴菲特的老搭档芒格曾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他称王传福是“发明家爱迪生和经营鬼才杰克·韦尔奇的混合体”。而巴菲特则承诺要将比亚迪的电动车推荐给奥巴马。
王传福应该获得这份期许。过去6年来，比亚迪至少已在电动车项目上投入了超过10亿元，即使2009年金融危机中，比亚迪仍逆势增加近2万员工，招收了一千多名大学生，参与技术研究。“我们从不对技术感到害怕。别人有，我们敢做；别人没有，我们敢想。我们始终在做一道证明题，证明技术是可以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我们想用电池技术加汽车技术，打造出电动车技术，用电动车的技术实现人类绿色的梦想。”王传福说。“王传福一个人的能力会致使全世界的产品趋于廉价，他用电池及混合技术制造出来的‘绿色’汽车可以与丰田名下的普锐斯相竞争。”有媒体评论说。
不过，外界始终没有停止质疑。目前比亚迪销售的汽车还都是传统的汽油引擎汽车，比亚迪的汽车在中国很受欢迎也并不是因为技术含量高，而是因为非常便宜。
业内人士评价说，比亚迪的电池是用15年前的老方法生产的，它获得成功的传统轿车在汽车类别中是最便宜的，而它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前景，迄今仍面临重重障碍。
一个障碍是，比亚迪迄今推出的混合动力汽车或电动汽车，正一再错过上市截止时间。电动汽车的推广的确碰到了困难。比亚迪公关负责人承认，新能源车的大规模商用，仍需整个产业链更为有效的整合、更多技术的突破。“标价为15万元的充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对中国普通消费者来说太贵了。”王传福公开抱怨比亚迪研制的F3DM需要得到政府的补贴才能卖得出去。
“电动车正处于是否能走向主流化的决定性关口。”王传福说。
不过，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在工信部新出台的《新能源推荐目录》中，比亚迪双模电动车已被列入首批唯一一款被推荐的轿车。另一消息是，2010年深圳市政府将可能采购部分纯电动汽车。
一家日本媒体评价道：“当5年前王传福提出比亚迪要进军汽车市场时，很多人只是付之一笑，但现在，新能源车在中国有了实现商业化的迹象，比亚迪说不定就是新一代汽车的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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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袖·学术】俞孔坚：城市的“大脚丫革命者”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央视新大楼、鸟巢等都是“小脚城市的代表”，应该让自然生态系统自我繁衍“地球是活着的。
”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盖娅假说”，充满想象力和争议。它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如果出现对她有害的因素，“盖娅”——希腊神话中的“土地母亲”能够自我反馈，除去有害因素。
46岁的俞孔坚看起来是一个“盖娅假说”的支持者。这名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自1997年回国至今，所做的工作有个共同点：消除土地上的人工建设，恢复自然生态系统，让“盖娅”自我净化和繁衍。
在他看来，中国城市建设就像古代女人的缠脚布，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我们要进行‘大脚丫革命’，整体反思这30年来的做法。从城市到郊区，把裹脚布都揭开，回归自然的大地。”俞孔坚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俞孔坚的城市和景观设计作品已遍布国内外，曾5度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誉设计和规划奖，两次获得国际青年建筑师优秀奖。“红飘带——秦皇岛汤河公园”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汤河原是位于秦皇岛市区的一条垃圾遍布的河流，如今已成为一处魅力无穷的城市休憩地。俞孔坚消除了河流硬化堤岸，恢复绿化，并设计了一条长500米的玻璃钢红色长凳，用他充满诗意的语言说，就是在“大脚丫”上系了一条红丝带。这个作品被国际媒体评为世界建筑新七大奇迹之一。
俞孔坚是疯狂的设计人，他认为央视新大楼、鸟巢等都是“小脚城市的代表”，应该去除城市河流的硬化设施，炸毁大江大河的拦坝工程，让自然生态系统自我繁衍。这种“反规划”理论获得了国际声誉，也得到了国内官方认可。至少从前年开始，俞孔坚开始与北京国土局合作，进行区域性生态格局设计，摈弃目前的地下水管道系统，让雨水自然保留在城市土地里。“我们的观念要倒过来，不要先说城市设计，要先考虑如何保护土地，保护中国赖以生存的‘大脚丫’。”俞孔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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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袖·公益】曲格平：泰斗的真事业和真性情
国家环境保护局第一任局长，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气候变化不能几个国家在独断专行，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批评我们减排少，那是不顾事实，胡说八道。”
曲格平筹划写书，书名暂定为“中国环境保护30年”。他说，面对这么严峻的环境形势，应该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当然重点是在后者。但刚起草就遇到困难，能否出书还很难说。
他可能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发言人。从1972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斯德哥尔摩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曲格平一直见证并统筹着环境保护的政府应对轨迹，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环境保护局第一任局长。
他是学者型官员，除了在许多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发表环保论文之外，他在国内环保事业一穷二白之际，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大环境政策体系和八项基本管理制度，被称为“中国环境保护泰斗”。
然而，至今这个听起来千真万确的体系依处在与经济膨胀发展的尴尬胶着状态。“我们没有完全按科学发展观来发展。”曲格平说，虽然现在环保总局已升格为部委，但是组织协调工作仍有难度。他分外怀念的是，1980年代，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由一名副总理牵头，40个部委参加，每3个月开一次会，环保工作甚是顺畅，“当时国家确立了许多基本政策、法规，许多环保治理轰轰烈烈地开展。”
退休之后，他的身影依旧忙碌，并渐显真性情，2006年4月在一次国家级大会上，曲格平语出惊人，痛斥环保事业的某些工作。那一年，北京正经历着十多年不遇的沙尘暴，曲格平看到办公室窗外的绿地都变成了黄色。
当然，他也欣慰地承认，“30年来的最大变化，是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在不断加深，环保工作从边缘进入了中心。”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时，这位79岁的老人每天都抽空看新闻，注意各国博弈动向。在这方面，他看起来更像是国家主义者，他赞许目前的结果：“气候变化不能几个国家独断专行，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批评我们减排少，那是不顾事实，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