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革命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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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辛亥革命的百年即将到来，如何纪念和反思那场革命成了现在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其实从破旧立新的角度来看，这场革命来得偶然，去的也空泛，空有激进之名，并无革命之实。


张鸣教授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谈到一百年前的那场革命时说，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而是一种“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辛亥革命的百年即将到来，如何纪念和反思那场革命成了现在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其实从破旧立新的角度来看，这场革命来得偶然，去的也空泛，空有激进之名，并无革命之实。
所谓“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仅仅是一个新的混乱的开始。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困扰和焦虑其实已经持续很久了，从近代以降西方入侵“天朝上国”开始算的话，被硬生生拖进世界潮流中的晚清政府，一系列或被动或主动的维新、改良、新政都可看作是这种“影响的焦虑”所致。细数晚清七十年的历史，走向革命的诱因一直存在，若隐若现，张鸣教授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有很大的偶然性，此言当然不虚；而雷颐在《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中陈述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同样有理有据，言之凿凿。
雷颐的《走向革命》一书并非严格的学术著作，所谓“细说”，就是有意撇开大历史的叙事，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历史的细节上。别小看这些历史的边角料，这种注重历史细节的陈述裹挟着一种强烈的历史现场感，一读之下颇为难忘。平时在大历史的脉络中，被脸谱化和定格化的历史人物，突然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具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纵深感。
雷颐在书中写到的那些人物，林则徐再也不是那个简单的民族英雄，这位近代史上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对世界和西方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愚昧到清醒的痛苦转变过程；曾国藩与他的幕僚偶尔一次闲聊，却不知不觉间窥探到了历史的玄机，看到了清王朝的命运；李鸿章的崛起发迹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大势的偶然所趋；太平天国这场在近代史上被高度评价和赞扬的运动却伴随着数不清的愚昧、腐败和杀戮。
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乌托邦运动被遮蔽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雷颐点评更是意味深长：“太平天国的理想，起码前期，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却与自己的理想恰相反对。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每户只能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太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历史的发展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总能在生活中发现蛛丝马迹印证某些历史的细节，时光仿佛停滞在某个时刻，“进步”二字只是痴人说梦。
在晚清七十年间，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入侵天朝，清王朝的命运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波动，从师夷长技到洋务运动，从百日维新到预备新政，从温和立宪到激进革命，这个长期动荡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主动进取获得，而是伴随着殖民者的船坚炮利，屈辱条约，丧权辱国，被动挨打才一点点醒悟过来的——但这些都是大历史告诉我们的观点，在雷颐笔下的细节历史的叙事中，这七十年的晚清历史只不过是为“走向革命”做好了铺垫——反过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所谓“辛亥革命”只是一个结果，它发生的原因可以指向七十年历史的一些变迁和波动。
“辛亥革命”是激进的代名词吗？按照张鸣教授的说法，不是。之所以给我们这种错误的印象，那是因为革命看似带来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但是却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从辛亥革命后，进入了一个军阀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哄抢历史前台的混乱局面，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只好在前进的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辛亥：摇晃的中国》序言）
而雷颐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这点，不经过大革命大动荡大破坏可以改变中国，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任何革命从历史纵深考虑的话都是被动的，也只有在人们忍无可忍，看不到任何变革的希望之后，他们才会选择一种主动的革命。康、梁想通过明君维新，自上而下改良，失败后，两人才分道扬镳，梁启超走向了革命。就连孙中山开始也是上书政府，提纲挈领地阐明改良的必要性，石沉大海之后不得已走向革命。辛亥革命的偶然是被动的，辛亥革命的必然是主动的。在偶然与必然之间，在被动与主动之间，历史展现出了一种复杂难描的诡谲气质。
晚清七十年，新旧秩序断裂，西潮涌动，传统隐退，所谓革命的激进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的变更上，全盘西化也罢，恢复传统秩序也罢，革命对文明的摧毁才是最致命的。我们现在反思五四，反思民国，反思晚清，反而觉得那个时代更令人悠然神往。揣测一下这种文化热的背后，除了人天性中的怀旧因素作祟，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在历史的狭缝中，被那种不自觉的历史潮流裹挟着迎接目不暇接的革命快意，激发出了一种更为深远的自由幻象。
某种程度上说，现时代的对晚清民国的文化热遮蔽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真正记忆，与其说我们是歆羡一种“民国范儿”，到不如说是热烈期盼着那个时代自由快意文化层面下更为火热的革命情怀。像张鸣教授所言的，这是一种历史的诡计：革命带来的问题，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

来源：21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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