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中国绝不可能出现“环境公益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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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绝不可能出现“环境公益滥诉”

冯永锋

2013年6月底，也就是半个月前，因为看不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环保法修正案》时，居然要把中华环保联合会设定为唯一的环境公益诉讼提起机构，于是，就连续起草了两篇文章，一个叫《人人都应当发起公益诉讼》，一个叫《人人都有权发起公益诉讼》。第二篇以公开信的名义，在网上联署，得到了很多环保关注者的支持。

由此，也自然就收集到了对这个观点的诸多看法。北京大学环境资源法教授汪劲先生的意见是说，把诉讼主体确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独家垄断，固然不太应当，但目标也是为了让这部法律落到实处，避免“社会组织”这样的字眼，给了法院逃避立案的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金荣，与我一起到北京电台做节目时，说，从法理上说，把公益诉讼权指定给一家独享，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有许多法律都是这么干的；只是从情理上说，这样指定一家，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不该纵容。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曾晓东，据说是环保部的副部级干部，也急忙召开新闻会，明确表示，万一不幸，环联会成为唯一一家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单位，那么，他们会迅速在全国各地组建分会，会迅速组建专门经营公益诉讼的部门，也愿意“联合全国各地的同行”，一起推进——估计意思是，全国的同行都先得加入环保联合会，才可能以会员的资格申请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不少观点倒都在意料之中，最在意料之外的是，立法者拼命强调一个风险，就是万一真的许可人人都发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中国将出现滥诉。法院无力承接，国家财政无力赔付，政府官员得纷纷下马，企业家将不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轴，整个社会将因为环境公益诉讼而陷入衰退。

有趣的是，这个观点居然得到了我诸多环保组织同行的认可，他们也担心地对我说，万一出现滥诉，怎么办？

我听了之后想要勃然大怒，但已经没有了愤怒的力气，只能目瞪口呆地盯着说此话者油滑无比的脑门和锈迹斑斑的牙齿。我疑惑于立法者的狭隘和可耻，我更疑惑于同行的无知与愚昧。

“滥诉”这个词，过去我根本没听说过。听到之后，才提醒我去思考，提醒我寻找证据，去证明“中国无公益滥诉”之可能。

我看到，在中国，是个法院几乎不给公民立案机会的国家，公民怎么可能无端就滥诉起来？我可以证明，在中国，公民遇上了他人制造给自己承受的苦难，还习惯于通过上访求政府帮忙解决；还是习惯于以奴隶的姿态，乞求万能的政府给予一点点的怜悯，根本不习惯于到法庭去解决问题。我看到，在中国，法庭经常配合检察院，配合当地的政法委，配合当地的市委书记，对无辜的人士发起诬告和迫害。在这样的国家，一个普通公民，一听说“法院”二字，就要打冷战，就要起惧心，就以为大祸要临头——无论是当原告还是当被告还是做证人还是当听众。哪怕路过法院门口，听到警车的呼啸，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心里都要虚弱上几十秒，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主动挑事上法庭，去维护不属于自己的权益？

换句话说，在中国，大家对维护自己的私利，只要涉及到司法，都千方百计要逃避，对环境这样的公益无边的遥远之事，怎么可能会有人到法院去“滥诉”？

何况，1949年以来，中国的公众，即使是为了一己之私，无论哪一种私利，都极少积累发起诉讼的经验。很多事情，不是逼到最后一步，根本不会想到要用法律来解决争端，维护权益。我们看中国的原告和律师，在“起诉”的想像力上，都笨拙无比。几乎都是事实发生之后到法庭上的再一次重演和纠缠；极少有对法律本身存在的漏洞进行百般推演之后，依据自身对法律的信心，而发起一些富有争议但颇具胜算的“利益诉讼”。在一个连私利领域都尚未出现滥诉的国家，公益领域怎么可能会出现滥诉？一个连自己利益都无法维护的公民，怎么可能维护环境的权益？一个连自身利益都不愿意去维护的公民，怎么可能为了公共利益而摊上官司？

何况，中国的公众，是几乎不关心生态环境的。在今天，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得诚实地承认，“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环境难民”。可是，哪怕是生活在污染企业边的“第一环境难民”，也没有几个人出来与污染刑企业进行博弈，与污染型政府进行博弈。在今天，生活条件日益好转，手上可用的相机手机电脑网络汽车道路日益便利，但一旦想要发动大家“随手拍污染”，参与的人就没有几个。在今天，“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已经施行了五年多，可是好多城市的环保局，根本就没收到过当地公众的信息公开申请，因此，中国有好多环保局，一直处在缺乏公众对他们进行能力训练、缺乏公众对他们进行鞭策监督的状态，以至于这些公务员一直不学无术、百般推诿，忘记了其生存的价值就是要为公众服务的环保监管部门。

对环境公益诉讼，最为可靠的参照系是“环境私益诉讼”。可惜，在这方面，中国的本土经验也是贫乏瘦弱得很。过去几十年来，只有极少数的污染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进行了申张正义的尝试——而且多半不成功。有更多的人，被堵在了立案的大门之外，丧失了进入法庭、品尝一下中国司法滋味的可能。有人作过统计，与环保私益有关的诉讼，至今不过几百起。与中国的法院一年审判几万起、几十万起案件相比，这样的数据可怜得步步惊心。

环境私益诉讼的训练度都不足，怎么可能会刺激“环境公益诉讼”走向滥诉？何况，任何诉讼对原告和律师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没有经验，没有理想，没有经费，没有意志和决心，有几个人会到法庭上，为与自己不相干的草木鸟兽、大地原野，发起一次必将遭受百般推脱、解决无望的法律冒险，发起一次必将煎熬毕生、耗心费神的“诉讼长征”？

无论法律怎么引诱和刺激，中国都绝对不会出现“环境公益滥诉”。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中国无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更大的可能性是，假如“中国环保法修正案”通过时，真确定“每个自然人、法人都可以发起公益诉讼”，法庭也仍旧门可罗雀，法意冷清。此时，即使我们各级法院的立案庭，不百般阻挠，不千般推脱，也仍旧没有几个人会真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做一次尝试，到法院去”为无告的自然界“做一次代言，为保护华夏生态而成为一个富有想像力的“环保讼棍”。于是，整个中国就每天让世界看着发笑——再一次证明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纵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国家；哪怕法律赋予了公民权利，公民也不肯使用，宁可与污染共存亡，宁可成为污染型政府和污染型企业的帮凶、打手。（2013.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