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绿色文明在中国

纸鸢

绿色文明在中国

杨东平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保持迅猛的势头，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时，中国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创造了经济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问题同样令人瞩目，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1992年4月3日，已被搁置的建设长江三峡工程——可能是最大的和最后一个人类大规模改变自然环境的单项工程——的计划，终于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约1/3的代表投
      反对和弃权票，使之成为历次人代会所通过的决议中争论最激烈、反对者最多的一个。据国家环保局公布的环境状况公报，我国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形势日趋严峻。烟尘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出现酸雨的城市增多，大江大河流经城市的河段污染严重。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在发展，城市公共绿地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全国的沙漠和沙漠化的土地面积，已超过现有耕地面积的总和。
在几十年时间内发生的环境生态质量的显著恶化，表示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特殊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五十年代初人口政策的失误，致使人口迅速膨胀，由1949年的5.4亿人，增至1992年底的11.5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3%，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约占世界农村人口的1/4。中国人口的数量已接近甚至超过社会经济负荷能力和合理的资源承载能力。人口众多和人口素质底下，造成对环境生态的巨大压力。中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耕地2亩，草地4.1亩，水资源2600立方米，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伴随着总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土地持续减少，水资源日益危机，资源需求与消费增长的矛盾十分尖锐，成为经济建设的现实制约。
      由于历史上资源开发强度过大，生态问题长期积累，到本世纪四十年代，生态环境的质量已下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森林覆盖率在1949年已下降到10%左右。1949年以后，由于环境问题缺乏相应的认识，以及在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失误，造成1958年“大跃进”时期和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次对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八十年代以来，在新的历史境遇和社会条件中，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第三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政策失误、政府管理职能薄弱等各种原因，伴随权力下放，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和地方工业，许多地方农村的环境保护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农村污染严重。
      片面追求产值和发展速度，地方经济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对有限资源的滥采乱挖、掠夺性经营和破坏性开发，加剧了资源危机。一些急于脱贫致富的农民，在发展乡镇工业时不顾环境后果和代价，城市和国外厂商向农村转移高污染的工业项目，致使乡镇工业发达的农村，同时成为污染严重的地区。一些地区甚至热中于引进国外工业垃圾，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
      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狂潮，迅速瓦解着人与自然之间已经十分薄弱的道德和情感纽带。牟取暴利的私欲，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地疯狂猎杀包括大熊猫、东北虎、雪豹、金丝猴等在内的珍稀和濒危野生动物。在最新公布的世界濒临灭绝的十大物种名单中，中国的大熊猫名列榜首。
      1993年2月9日，沈阳动物园内一只半岁的小东北虎被歹徒打死后盗走。这是两年内在中国发生的第三起盗杀动物园老虎事件。
      当抵制穿野生动物裘皮服装成为世界潮流之时，穿用野生裘皮服装在中国则成为新的时尚。从东北边陲到东南沿海，商人们肆无忌惮地经营珍禽异兽，变卖皮毛兽骨，或将它们作为美味佳肴。
      与五六十年代的前两次相比，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生态环境破坏，除了巨大的人口压力，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工业化模式等传统因素外，增加了经济体制变动、道德和文化危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刺激等新的动因，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严重性。
1993年5月5日，一场特大沙尘暴席卷了中国西北四省(区)的72个县(市)、方圆11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中，突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狂风卷起的沙石形成高达300～400米的“沙尘暴壁”，自西向东扑来，瞬间最大风速34米/秒，最大风力12级，能见度骤降为零。这场沙暴造成死亡85人，其中小学生57人，失踪31人，伤264人；560万亩农田和24.5万亩果林受灾；牧畜死亡和丢失12万头，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人民币。
      这只是大自然报复人类、向中国的环境状况亮出的又一张“黄牌”。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在贫穷与破坏环境的恶性循环之中；支撑这辆高速行驶的经济快车的环境生态基础是多么脆弱。
      从1972年中国派代表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起，环境保护工作被提到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197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4年，国务院建立环境保护委员会；1989年，正式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环境资源委员会。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12部环保法律、20多部环保条例规定、250项环境标准，在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有所控制。
      然而，环境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环境污染的速度，中国环境生态始终在“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之中。同时，人类的经验和智慧已为后现代化国家提供了超越“先污染、后治理”这种代价巨大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可能。这既意味着摈弃以经济增长速度为单一目标的“速度型”发展模式，转向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的效益型发展模式；也意味着调整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建立在中国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经济适度增长、人民适度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1981年，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布朗教授提出“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它将“发展”(包括环境改善、福利进步、教育和道德文化水准的提高等等)视为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目标，强调人类应坚持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追求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权利。这就是说：只有一个地球，明天与今天同样重要。
      1989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对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提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这一基本主题：确保供养整个民族(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空间、生存条件、现代经济的发展能力和物质基础免遭破坏，首先是保证生存，其次是持续发展。
这种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反思，直接指向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以绿色为标志的新文化和新文明。
      西方国家自七十年代兴起的绿色运动，已经成为20世纪末最深入人心的全球性运动，并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主题。虽然绿色运动流派各异，面貌复杂，具有诸多层面，但其基本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仍是可以认识的。
      ——基于生态学的立场，绿色与代表工业文明的“灰色”和代表激进的左派思想的“红色”相鼎立，构成现代社会文化空间的重要维度；
      ——与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相反，主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和其它物种的生存权利，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球环境免遭破坏；
      ——改变基于科学主义的知识狂妄的以征服和改造自然为使命的生存姿态，遏制工商业和科学技术危害自然环境的破坏性价值，建立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商业伦理和科学伦理；
      ——补救现代文明产生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道德沦丧、人性异化等弊病，克服现代人的心态危机，重视个性完善和灵性的发展，追求具有生命意义和人性的生活方式；
     ——主张通过裁军、资源共享、扩大社会平等和民主、减少人口增长等措施，追求世界长久和平。?
      所谓绿色意识、绿色思想、绿色哲学、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绿色生活等等，大致都包括以上价值。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则产生了绿色政党、绿色组织、绿色消费、绿色产品、绿色标志、绿色建筑等一系列绿色词汇和绿色概念。由七十年代的环保运动发展为八十年代的绿色运动，是这一新的文明的进化和深化——这也是一种“绿化”：从浅绿到深绿。
      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绿色文化终于也感染了中国。其时，中国大地正由全民政治的红色转入全民经商的“黄金时代”。?
      中国的绿色事业已经起步并正在逐渐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商人认识到“绿色”的巨大号召力和商业价值，环保产业成为具有良好前景的新兴产业。中国的绿色食品、无氟电冰箱、无磷洗衣粉等均已上市。
      国家已建立了451处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类达3000多种。国家已明令禁止虎骨和犀牛角交易。?
      1994年4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即《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根据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精神制定的。它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推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在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文化批判之外，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实际制约，探索中国的生存之路和走向现代化的“绿色通道”。
      1993年6月5日，围绕第20个世界环境日，一批青年环境工作者组成的“中国青年环境论坛”举行首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发表了《中国青年绿色宣言》。这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具有绿色取向的文化宣言：
      “人类需要对其思想和行为发动一场深刻变革，并建立新的技术体系，新的生产体系，将漠视自然的传统文明形态转变为以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为重要特征的新文明形态”；
      “我们呼吁，中国青年全力以赴，加入人类走向新文明的伟大进军。”
      这个会议通过的另外两个重要文件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青年环境行动》、《市场经济下环境管理的政策建议》。
      与此同时，在北京西郊的一片绿地上，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举行着民间的“绿色恳谈会”。他们筹建的我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已在今年3月注册成立。他们从民间的、人文的和大众参与的角度，将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绿色文化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他们意识到，环境保护必须以国家为主导力量，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行为，依靠环境工作者和环境科学家的专家行为；然而，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和生活方式——即发展和建设中国的绿色文化，并使之成为走向现代化的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维护。中国的环境事业必须走向群众性的绿色运动，必须有更广泛的社会成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环境组织(NGO)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或许是一个新的起点，绿色的起点……

1994年6月
原载《视点》杂志1994年第8期
作者是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
“自然之友”副会长

纸鸢

最近贴上去的这些有好些历史的文章，要感谢瓜子的整理呢。

文章都出自于：自然之友出版的《为了无告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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