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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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你全给拉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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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wood:nb，你全给拉过来了 (2014-06-11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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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二叔没来抢我的楼...嘿嘿

承诺竹子

辛苦了、、、、

Fireworm

作者：

李志艳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一）

五月下旬，我跟随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何进再下长沙。今年以来， 随着社会资源研究所（SRI）事务日益增多，我已有四五个月之久没跟着何进出差了。一时还有些不习惯，就像一个项目拖了这么长时间一样。为此，尽管五月依然杂事繁多，但有机会便欣然同行。

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项目。在SRI项目管理系统中，它的编码是“20007资助学习”。机构安排了一笔专项预算，用于随行的差旅、住宿、餐饮等费用。于是，我便有幸经常与何进同行、讨论、交流。

过去一年来，我跟随何进到访过上海、苏州、西宁等近10个城市，看过接近20个项目。这个过程中，我们拜访了十余所大学，其中既包括“985”、“211”工程大学，更包括一些普通院校、民办大学、职业院校、中外联合办学等高校；与众多一流的教育学者和实践者讨论问题；也与当地的教育官员进行了对话交流。这一年，我的眼界大大开阔。我逐渐清楚，原来 “资助NGO”并不是资助的代名词。大学、政府甚至是商业机构，只要他们找准问题，设计出创新的且可能可持续、宜推广的方案，都是社会事业的有力推动者。

当然，我的工作并非伴行书童那般轻松，还要做大量练习。2013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用大概一周的时间，阅读各类项目文书，然后通过邮件、电话以及面对面的形式，向何进说明我的看法，然后聆听他的反馈。这是一场真正的“对话式学习”，也是“资助学习”最燃烧脑细胞的部分。熟悉何进的人都知道，蒙混过关可不容易。为了对话更有趣，我总是努力想得再深一点，再独特一点。好在，这真是一个妙趣横生的过程，尤其是在通往项目地的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彼时，在惬意舒缓的节奏中，火花四溅。

后来了解到，我并不是随行学习的第一人。在我之前已有两位“师兄”随行，他们现都在公益和教育领域从事着重要工作。此后，陆续加入进来随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是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甚至香港、澳门的基金会、NGO、媒体和教育机构。每次出差，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俨然一个考察学习团。当然，绝大多数人的费用是需要自理的。

由此可见，这是何进的一种独特工作方式。有团随行是一种常态，而非一种例外。这种方式，它既可以帮助像我这样的随行者开拓眼界，增加见识；也可以帮助受资助方接触到更多的资源和见解。随行团营造了一个场域，不同组织、不同个人，在这里相互结识、交流甚至洽谈合作。在过去一年中，最终走向合作的案例还真不少。有的基金会后来开始给福特的合作伙伴提供资助，有的随行团成员之间合作开展了项目。

想起在2013年福特开放日上，福特的项目官员说到，为合作伙伴引介资源，搭建关系和网络，也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之一。

随行学习，甚至组团随行，这是何进出差所做的第一件特别的事。

（二）

此次长沙之行一共四天，我们走访了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长沙理工大学和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项目的潜在试点院校，可能会承担其中的一个子项目。长沙理工大学正在申请一个名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公平第三方监测”的探索性实践研究项目。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远程教育项目已接近尾声，此次算是项目结项评估。三所学校，正好对应项目开展的不同阶段。

资助官员造访合作伙伴，开会再所难免。照例，三所大学都安排了各种会议。作为与合作伙伴一起工作的主要方式，何进在会议的召开上颇费了些功夫，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风格。

首先，参加会议的人员类型多样。校长、教育局的干部，院长、项目负责人、执行团队，学校的老师、学生，合作机构以及受益人的代表，要么济济一堂共同交流，要么间隔开会，逐一交流。很少有只和项目团队交流的情况；

其次，参会者排位、发言不分主次，所有人平等发言，尤其重视项目团队成员、受益人和合作伙伴发言，有的时候甚至要求项目负责人不得发言。会议有一个小细节，不单独介绍领导和来宾，每位参会者均需自我介绍，即使参会人数超过三十人，亦不废止；

再次，鼓励每个人自由发言，实事求是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不讲官话、套话，不要念发言稿式的照本宣科；

最后，会议一般会准备大白纸和白板笔。何进自己喜欢也鼓励其他人在上面写写画画。这样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也可以相互分享。

这种方式，与领导发言、尊卑有别的会议，迥然不同。与何进长期合作的机构，早已熟悉了这种风格。一进会场，一旦开会，必然是多方利益相关者悉数到场，大家公平发言，而项目负责人则多会控制自己的发言欲望。那些第一次与何进互动的人，则常常感到一阵错愕。有的人把这种方式归结为“西方的平等”，小声嘀咕说：“西方的会议，就是不一样”。

由此，在何进的项目会议上，你经常能见到这样一道风景：校长、院长、教授，端坐在会议桌前，听普通老师和学生说话。短则半天，长则一天。

当然，上述是会议的“形”。座次、介绍、大白纸，这些好学得很。而这些形式背后，在我这个学生和拥趸看来，则颇有深意。

在会议上，何进介绍福特基金会时常常会说：“这不是福特的项目，而是你们的项目，福特只是帮忙的，你们才是主人”。

这一次，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的项目会议上，看着现场坐着的三十余位“农民大学生”，我忽然认识到，他们才是这个项目的主人。不管福特基金会出了多少钱，大学的校长、书记、院长、学生坐成一排排，不管是高校领导力的提升项目，教育范式改革的项目，还是教育公平监测体系的研究项目，说到底都是为了让学生能上学、上好学。所以，他们才是项目的主人。

相对于福特，项目执行方是主人。对于项目执行方，服务对象是主人。项目会议，不是呈现项目执行方成就的场所，也不是彰显福特基金会功德的舞台。项目会议，更应该听到的受益人的声音、观点和看法。如果把主次关系搞错了，让学生来听老师讲话，让老师来听领导讲话，让领导来听出资方讲话，这个会议就颠倒了。

以我之见，这才是“何进式会议”背后的深意。如果只注重“形”和忽略了“意”，得形而忘意，则舍本逐末矣。

开一种有所不同的会议，这是何进出差时所做的第二件特别的事。

（三）

除了到项目点实地考察外，剩下的时间，我们都是在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交流中度过。何进主要都和伙伴交流些什么呢？

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大家自我介绍方罢，何进马上就说，“我想听听大家的需求，大家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个项目是关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请大家谈一谈现在学校教育方面有什么问题”。之后，这个会议就真正开始了。老师和学生们先后发言，虽有人十分谨慎，但也常有人一吐胸中块垒。每当有人说出具体的、有意思的问题时，何进往往会追问，“您觉得这是真的问题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发言者往往一愣，然后接着想，接着说。一场会议，四五个小时，基本都在讨论问题中度过。

第二天，我们来到长沙理工学院。项目负责人早已与何进有过几轮项目讨论，开会前也已将最新的项目设计发给了与会人员。然而，会议的一半时间，也就是整整一个上午，讨论的仍然是“这个项目希望解决什么问题”。二十几位到场的朋友你来我往，不乏针锋相对。而当天下午，则用来讨论项目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第三天，我们到达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项目地冷水江电大。除实地考察了两名学员的创业项目外，冷水江电大分别组织了面向学员和老师的两场交流会。两个会上，何进问了两个问题，“你在项目中有什么收获？”、“能不能告诉我，你认为项目如果怎么样就更好了？”。两场交流会各三小时左右，讨论的绝大多数内容又都是需求。

如果说前两个学校的项目尚处于洽谈阶段，重点谈需求可以理解。而第三所学校，项目已几近结项，还在谈需求，这就有些让我意外了。

以我观察，何进对需求和问题分析的重视，超乎想象。有人向他提出项目申请，他看得最多、谈得最多的就是“需求”和“问题”。他帮助受助方提升项目设计，功夫花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用“状症因缘”以及“参与式”的方式，来优化问题分析。只有在问题明确的时候，他才会去看项目的目标和成功指标。而只有在“问题——目标——成功指标”三点一线清晰之后，他才会去讨论项目的活动和预算。这种方式，和很多基金会首先看预算、砍预算，和很多公益组织首先想活动，然后再给自己找问题、找目标的思路正好相反。这种思维，也是我随行何进学习的最大收获之一。

听需求，尤其是受益人的需求，这是何进出差时所做的第三件特别的事。

（四）

如果武断一些，或许我可以说何进出差就干上述三件事。在三件事的背后，他期望将做事的方法、规则和文化传递给受助机构，从而起到“做事、练人、摸方法、创机制、学规则、提高能力”以及“授人以渔”的作用。

然而，在第三个项目评估时，我注意到何进有些事情没有做。我问何进：“你为什么不检查项目活动有没有如实开展，也不对照原计划检查项目？”

做资助不用担心这里的猫腻吗？在坊间，我们不是也经常听到一些传闻？基金会和公益组织之间，因此相互指摘也并不鲜见。

这个问题，我问过两次。何进也给了我两个不同的回答。

第一个是，“他们已经在项目中期以及结项报告中写过活动执行的情况了”。

第二个是，“如果我去查，你认为结果会怎么样？”猫鼠游戏，查的方法很多，造假的方式也很多。“如果查出问题，是我赢了？是福特赢了？问题还是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问题上。

必须承认，其中所透露出的信任的价值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猜想，我还是初次或者是第二次与这些合作伙伴交流，而何进已经和他们有多次接触，所以这种信任是有一定基础和判断的。此外，我也听说过，福特基金会如果发现问题，信任一旦被打破，后续再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路上，我们就信任的话题，又谈了很多。何进说：“我这个年龄，看事情的角度和你不一样”。嗯，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关键点。

我隐约感觉到，在走访这三家机构的时候，我几乎都是把重点放在了项目上，放在了“事情”上。项目设计得怎么样？事儿做得漂不漂亮？这是我最关心的。

然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虽然项目做得不完善，但其却是一个“社会改变”的重要起点，或者是一个长期才能取得的成功所特别需要的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把眼睛盯在了一棵棵树上，而忽略了一片更广阔的森林和生态呢？

反观SRI自身，对此有颇多感悟。想当初，我们向南都基金会申请资金，首次开展公益评估工具的引进和试点工作。现在回过头看，当时选择的工具，我们早已不满意。而我们原计划实施三个试点，在第二个结束时就终止了。然而，谁能说不是这个并不那么成功的项目，开启了SRI的评估业务之旅，并且逐步让SRI成长为一个坚定的评估思维以及有效公益的推动者呢？

不拘泥于项目活动，更加关注人、机制、方法、规则、文化等与长期成效有关的事务，这是何进出差所做的第四件特别的事。

（五）

在《草根慈善》后记中，萨莫维尔提出了七条“让慈善事业更加有效、激动人心和充满乐趣”的建议，最首要的一条即是劝告资助者走出办公室，承诺用30%甚至更多的时间到实地中去。如今，基金会也越来越重视资助官员出差，也有更多资助官员走出办公室，和伙伴们一起工作。然而，资助官员出差干什么？ 出差对于资助工作又意味着什么？

一般而言，人们通常提到的出差理由是熟悉项目及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弄清楚那里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进行项目的监测评估。然而，假如我们能在办公室拿到更详尽的信息，或是通过第三方机构能了解这些情况时，出差是否还有必要呢？让我们回顾一下，何进出差都在干什么？随行学习、参与式会议、聚焦需求、更加关注长期成效的事务，这些是何进出差干的四件特别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些事情待在办公室是无法完成的。可以看出，这四件事与项目相关，却又是超越于项目本身的。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出门期待和准备干的，还是和待在电脑前干的事情差不多，那我们还有必要花费钱财出来么？

我推崇何进的工作理念和方法，并在多种场合极力推广。不过，经常有人说，何进的方法别人学不来。的确，很少有人有他那样的学历和工作履历。然而，如果这些方法不能为别人所用，这本身也违背了何进“宜推广”标准。再者，一味强调无法学习也未免太妄自菲薄了吧。

有一位曾与我同行学习的朋友，他就把“伙伴同行”、“参与式会议”、“聚焦需求”等方式用到了自己的资助工作中。而作为一名从事公益项目设计、监测、评估的专业人士，我正尝试开发符合国情的推动有效公益的DMEL体系，自觉也从何进的工作方法中获益良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何进的资助方法是普适的。在我看来，每种方法都有它的应用环境。每一家基金会也有自己的战略、定位、优势以及局限性。我在这里讲述何进出差的故事，也并非是想让大家参照学习，而是期望能引起资助者思考：出差的目的与价值何在？出差在自己整个资助工作中到底占据何种位置呢？我们无需对这些问题有清晰的回答，但从这个角度看，何进出差干的事情或许能对大家有所借鉴和启发。

Fireworm

作者：某公益组织资助项目官员 牛皮帆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上次说了如何通过一些技术和细节的设计，让草根NGO尽可能地参与到资助过程中来。除了这些细节工作之外，一些宏观视角也很重要。这次俺就选了一个看起来高大上的题目：如何以战略性眼光做资助。

话说这几年在某基金会的干活，俺的“战略性眼光”一直被弱弱嫌弃着。虽然我知道建设“共产主义”是最终目标，但是这个过程究竟能怎么走呢？当然可以先走100年社会主义，但哪怕是社会主义也分阶段的不是？但是怎么能分出这些阶段来，每一大步怎么迈，朝哪里迈？通俗点说，这种感觉就像是你知道自己想吃青椒炒肉丝，但是连怎么切肉丝都不知道，着实让人苦闷。

好在我们有资深的同事，让我逐渐看清楚一些门道。所谓以战略性眼光做资助，就是从资助者自身的聚焦点出发，寻找和培育多类型和多主体的伙伴，同时也能协同考虑各主体和类型的伙伴间关系，为伙伴自我成长和互动交流提供必要的平台与机会，确定阶段性目标，从而一同去逐渐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配料”：是个分析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

还是用青椒肉丝来比喻，肉炒肉的味道很难比得上肉炒菜。放到资助工作中看，我们首先需要根据议题来做利益相关方分析，剖析出社会问题的不同成因。由此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个社会问题都是纷繁复杂的，其改善也是多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战略性眼光的资助工作，就是不仅看到某个问题的多层面成因，也要能发现不同角度和层次的改善路径，并寻找合适的多样性的伙伴。

虚构一例：流动妇女家庭暴力的议题。如果最终的目标是培力弱势女性，减少外来务工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窘境，就需要寻找甚至培育几类不同的伙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区服务伙伴，它们可以直接接触到受暴妇女，并协助同类经验者组成情感支持小组。社区社工很难从法律角度提供咨询或代理，但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志愿律师网络可以，律师可以满足个案跟进的需求。还有政策倡导伙伴，如能收集个案变为政策倡议材料，则能解决更多人的问题。

这三种类型的伙伴，理想的，期望它们能形成如下的关系，发挥更大的力量：

特别要指出的是，图中这些工作不一定都是草根组织来承担。因为在这个资源决定话语权的背景中，高校等机构天然具有倡导的优势。在战略性眼光下，不同社会主体（政府、高校、社会组织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在社会问题解决中发挥其相对优势作用。但草根组织（多是社区组织）贴近底层的特点，是推动社会问题改善的基础与关键。

混搭：是为了激发整体的能量

系统论告诉我们，合理的组合和搭配可以创造出“1+1＞2”的效应。在战略性眼光下，一个“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从问题改善的不同层面着手外，也需要推动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交流与协力，发挥协同效应。

所以，我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也在发挥着“混搭”的功能，在“混搭”中，推动伙伴之间尽可能生长出互相协力的关系。除了表层的信息交流分享外，我们也会做一些深层沟通和平台建设。例如下面这段虚构的对话：

我：“亲啊，我前几天刚从××市回来，那里最近流动儿童上学竟然需要家长出示社保证明了，可是有些家长是干保洁或者摊煎饼的，哪里有什么社保证明啊！这坑爹的政策，你们那里有听说吗？”

伙伴：“我们这里有啊，去年就出了政策了，但是有些家长通过关系挂个名字在某单位，自己交了双份社保，就为了孩子上学，花老多钱了！”

我：“那我们真是可以搜集看看，你们那里大家有什么应对方法，我也可以给其他地方有类似问题的伙伴分享一下。”

伙伴：“前段时间我们这里几个机构开会讨论来着，真不好办啊……社保好些转移和接续的问题，我们也不太清楚。”

我：“法律政策方面的问题，你们可以问问××法援机构哦，他们有做过一次社会保险方面的调研，另外日常接触的具体问题也多，让他们给你们些宣传单页，必要时候可以去讲座的～”

我：“我们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安排一次区域交流会，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社保的议题吧。”

伙伴：“呵呵”

但是这样“混搭”也要注意区域之间在政策方面的差异，所以我们一般会按照地域来进行归类。在机构策略允许的前提下，划分几块地区，然后在每个地区都寻找甚至培育如上不同类型的伙伴机构，然后通过区域和议题性的工作坊、会议等，推动Ta们之间的交流互助，包括工作人员之间的情感支持。

此外，搭建平台也是资助者的任务之一。平台可以区域为单位，也可以主题为单位。例如各类政策较类似的京津唐区域内伙伴，或关注低收入性工作者权益的伙伴内，都可以架设交流平台/网络。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种交流平台的设立可以是网络QQ群，也可以是实际会议培训工作小组，重要的是资助者需要定期地抛出一些议题和信息，让伙伴有动力去维系彼此之间的联络。这样的联络看似琐碎，刚开始甚至有些肤浅，但如果运营地好，就会成为伙伴之间重要的互促渠道，更是资助信息、学习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分享渠道。尤其对于一些埋头于社区工作或个案工作的伙伴来说，接触不同层面的同工，也有助于Ta们跳脱框框，培养宏观视野，再回看到自己工作的意义。

做厨师？No，资助方只是一剂调味品

看着上文，貌似我们运筹帷幄，胸有成竹，其实那是假的。在没有合适的伙伴时，资助方只能空有一腔热血。由此，所谓以战略性眼光做资助，体现在资助双方关系上，首先表现在资助方需要通盘考虑某领域或某项议题上伙伴们的成长状况，有意识地去发掘或培育NGO。除了寻找现成的草根组织外，有远见的资助方都应该学习如何培育NGO。组织培育不仅是建设公民社会的题中之意，也该是资助方内心的“召唤”。

资助方只是一剂调味品的另一层意思是，资助方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以培力合作伙伴为目标。除了以上论及，资助者也可以协助伙伴定期讨论机构战略规划，但切忌把自己的目标强加给伙伴。正如调味品放多了，菜口味太重，不仅不好吃，也不健康；调味品放少了，食材的鲜香反而不易带出，生活就乏味了。最难得是，掌握好那个度，贡献力量，不抢风头。某种程度上，培育和推动伙伴的主体性，也是具有战略性的资助吧。

三段论说完，发现越来越玄，比共产主义还空。还是回到做菜。别看俺说得花哨，其实青椒肉丝怎么做好吃，思而不做则殆，做而不思则罔。所谓战略性眼光亦同，在大白纸上想得太远难免变成空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是有了战略性眼光，就觉得自己可以下一大盘棋了。还是要不断回到社区/社群，和伙伴共同探索，边做边计划吧~

Fireworm

作者：自

然大学联合发起人 冯永锋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

摘要：公益是有风险的，尤其是社会探险型的公益。这种风险的承担有赖于资助者明确自身定位，主动担责，避免将学习成本和困难转嫁到行业身上，甚至要忍受80%的公益投资在探索中打水漂。而社会要想有进步和创新，没有各式各样勇于承担风险的资助者，是不可想象的。

承蒙原来在《社会创业家》工作的周丹薇同学不弃，拉我去给“海航社会创投竞赛启动仪式”切蛋糕。后来才知“海航社会创投大赛”其实是《21世纪经济报道》一起参与主办的。后来才知道，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等正在成为社会的宏大潮流。几乎在社会上稍微混出个模样的人，几乎在社会上稍微做得成熟像样的行业，都想分心、跃身进入公益领域。

正好这几个月在琢磨一个问题，公益这个行业，究竟有没有风险？如果有，风险大体会在什么地方？最近几个月经常和科学迷信主义者们吵架，他们一看到我出场，就讥讽我智商低，嘲笑我“人生的能见度差”。估计他们的讥讽看得多了，真正觉得自己智商严重下降起来，真正觉得自己人生迷茫起来。因此，我这里所感觉到的风险，估计都是低级风险，与真正有见识者所感知和总结出来的行业真知，估计是无法较比的。好在我只是个坦诚的人，我感觉到了什么，我就说出什么。我不在乎说出来之后，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

创投大赛：把困难转移给谁？

观察中国的环境保护行业久了，我大体就明白，中国的环境之所以出问题，就在于困难转移得太巧妙。政府把破坏环境的困难、把发展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通通转移给了社会。企业把污染环境的困难，把破坏生态的负面影响，通通转移给了生态系统和社会。个人有时候也是如此，我把垃圾倒到你家门口，城市人把污水排放到农村去，上游毫不犹豫地污染着下游。所有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原因，都在于中国盛行着一套非常成熟的“困难转移理论和实践体系”。

有些人把公益行业想得简单了，以为不就是捐赠一顿“免费午餐”，或者给可怜的农村的几个穷孩子送个书包买双鞋；说得再伟光正一点，最多就是给某个与世隔绝的村庄修条路；从某个滞销的“社会主义新瓜农”那，购买几斤“公平贸易”的西瓜。

其实公益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把公益想得简单，其实内心中就暗含着一个希望，祈祷公益行业的困难，通通不要转移到自己身上。捐钱的人只愿意捐赠几块钱，然后指定这钱“完全花到穷孩子们身上”，就万事大吉了。

公益日暖，企业先知。最近几年，有不少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开始做“公益创投大赛”。有些人通过参与竞赛的方式进行了深度观察，通过深度观察带动了深度思考，通过深度思考得出了一些有可能偏执的结论。如果用“把困难转移给谁”的视角来看，这些创投大赛，把困难转移给了参赛者的多了一些，主办方自己正视困难、解决困难的少了一些。因此，这样的创投大赛如果办下去，肯定不会得到参赛者的尊重，在业界也不太可能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所有的竞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发现好的社会创业种子选手或者团队，进而协助其吸引社会的关注，提升其公益创意的落地生根和蓬勃生长的可能性。但这样的过程，绝对不能成为要求参赛者疯狂地证明自己优秀的过程，而要成为主办方通过明察暗访、左咨右询，自己花费成本去确定某个团队是值得协助的过程。而且，自己要为这个发现的过程、判断的后果承担相应的代价。
因为如果一个主办方都不想承担主办方应当承担的困难，那么，没有人会替你承担。虽然一些参赛者会委曲求全，打掉牙往肚里咽，咬破唇把舌下藏，但“怨恨”或者说“意见”的毒种子，终究已经埋在了心里。时机合适的时候，可能就结伙萌芽发作起来，一旦发作，对公益这个行业就是一场不小的风暴。

基金会其实也是如此，中国有不少打着资助公益组织的基金会，其实也是把“证明自己优秀或者值得资助”的困难，推到了申请方身上。我把这样的基金会，称之为“审判型基金会”，这样的过程，称之为接受审判的屈辱过程。项目申报方申报项目的路径，美其名曰是接受其层层审核和把关，其实就是接受其刻薄甚至有些恶毒的居高临下的“审判”。项目申报方为了拿到区区几万元的资金，不得不牺牲色相、丧失尊严，卑躬屈膝地说着自己都没想到该不该说的话。项目申报的过程，哪里像是一场公平公开公正的透明对话，哪里像是一场“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简直就是一场内心的左右互搏和同行的自相残杀。这样的丧失人格尊严的过程走下来，即使真正拿到了资助，其结果也不会太畅快。

我倒是从来没怀疑过举办创投大赛的企业或者说商业机构有什么不良心机，我也不相信“公益营销”的理念能够真正帮助他们带来多么大的新声誉。但我相信，由于商业和企业进入“公益新行业”，对这个行业极为陌生。于是，其进入这个行业所产生的代价，会有意无意间，有意转移或者非法转移到参赛者的身上。主办方可能对“大赛”很擅长，对传播也敏感，往往操办一场创投大赛的成本，远超这场创投所能提供给参赛选手的实际奖金。

但可惜，公益行业是与私益行业运行哲学完全相反的行业。因此，你在本领域越轻车熟路，你在新领域越可能南辕北辙。而你走错路、做错事、说错话、定错方向的代价，就必然要由这个行业来承担，尤其是核心利益相关方来承担。换句话说，谁最早成为你的合作伙伴，谁最早成为你的参赛选手，谁就最可能成为你的代价的共同承担者。

任何行业都是有风险的。对于公益行业的初步践行者来说，不管他的“创业起点”是不是真正涉及了重大的社会创新，但至少，他是看到了社会的空白点才产生了这些偏执而坚定的念头，并开始试图以己之力填补空白，以己之能起而行之的。自己拿出血本来探索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马上面临如何获取社会资源支持的问题。很自然地，参与创投大赛，是其可能会选择的一种方式。

所有的竞赛都是残酷的。一般来说，国内创投大赛，最终用到参赛者身上的“奖金”，与整个竞赛的所有投入总额相比，估计都不到30%。也就是说，不管主办方如何的努力和诚恳，其70%的运营成本，是花在了自己的身上。因此，与其说这个大赛是公益的，不如说这个大赛是给了主办方自己足够充分的学习时间。而参赛选手，最多是被有幸选中的“陪读客”。但是外形，却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公益和公益人服务。因此，这中间的虚假和残酷，对谁言说？估计只能面壁唏嘘几声就好。自然地，此时无声胜有声，虽然，“无言谁会凭栏意”？

创投大赛的主办方为了展现自身的才能和热情，往往会邀请一大批形形色色的行业大佬来给自己撑门面。甚至也想出了“持续服务”、“一对一指导”的诸多花哨动作。但这真是公益创业者当时当下所需要的吗？从我观察到的现象来看，绝大部分都是花拳绣腿的噱头，没有真正体贴的实用补给。

最重要的是，这出戏到底谁是主角？主办方把自己当成主角，那么，这场戏必然演砸。打个比方，某个老太太过生日，要邀请戏班子来祝贺。戏班子固然是为了戏而过来打工，但也不等于正戏开场的时候，老太太自己全家，都要浓妆淡抹齐上阵，玩票的、围观的，要取代真正的生旦净丑吧？

如果创投参赛者是主角，那么，主办方就要知道让自己暗淡下去，把工作做到悄悄处。这不是技术的问题，这是心态转换的问题。有太多的主办方，无论如何的矫情伪饰，在这个心态上，终究无法看到他们真正转型起来。出钱的就是大佬，这个规则，在公益行业恰恰行不通。在公益行业，出钱的，都得是后勤，都得是潜流，都得是暗物质，都得自甘为人作嫁衣。做事的才是主角，才是明浪，才是正物质。

诸多涌上心来的丑话、难听话，在此就不必再提了。这里点到为止吧。   

资助者：让合作伙伴“陪读”到何时？

因为博弈北京阿苏卫的垃圾焚烧厂而走上了民间环保之路的律师黄小山，四年前的春节，自己在家画图，画出了一所“绿房子”。他当时认为垃圾分类的症节在小区，而每个小区都需要一所能进行垃圾分类和减量的“绿房子”。他参加了启动仪式并切了蛋糕之后，恍然大悟，说，“绿房子”其实就是一个需要社会资源投注的项目。但我这个项目，需要的资金量太大了，十万二十万，根本撬不动。

因此，主持人难免追问他：什么样的公益创投是好创投？黄小山说得很简单：“每个项目，钱都只是其中的一个助成要素，要运营项目还需要更多其他的经营和匹配。因此，如果你觉得这个项目好，给钱是最简单也最易了断的事。至于运营，那是创业团队自己的事，和你没有关系，除非你是像商业企业那样的股权投资。”

黄小山其实无意中说出了所有公益创投或者说“受资助团队”的心里话。公益行业的诸多资助或者说捐赠，本来在资助确定的那一刹那，其实就已经和资助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剩下来是花钱者也就是受资助者的事情。黄小山打个比方说：“人家结婚，你随了礼，喝了喜酒，吃了喜宴，分享快乐，就算结束了。怎么过日子，那是人家两口子自己的事。你非要追在后面指导、监督，那就不仁不义，有失风范了。”  

但很多资助方是恋恋不舍的。他们总是觉得这“捐赠”，不能只是捐赠了事，一定要像投资、购买、雇佣那样形成“买卖关系”；一定要睁大了眼睛看自己的钱花向了何处，又是如何实现这些花费的过程。可惜，公益行业对这个社会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改变了原先的买卖关系为“助成关系”，改原来的怀疑逻辑为信任逻辑。出钱者不是为了购买服务，受资助者更不是为出资方提供服务。整个利益的链条完全不符合传统利益社会的规则。因此，在传统利益规则里越是如鱼得水的人，在公益行业的规则里，越是左支右拙，南辕北辙，百般不适，千般讨嫌。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资金出自这些传统的利益链条上的某一些企业主、企业手里，那么，其把钱给出去时，心里一定带着百般的留恋和不舍，万般的牵挂和担忧。

于是，“捐赠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就必然鱼贯而入，把自己的学习成本或者说学习的风险，转化到合作伙伴身上。于是，就很可能以无比谦虚地进入公益行业学习的名义，让合作伙伴集体陪读、陪聊、陪练。

话说国内某个由企业家大量捐赠款项而形成的“企业家环保民主俱乐部”，就有这样的后遗症。企业家愿意慷慨谈关在门里的民主，愿意尝试在会议上虚拟推动公民社会，这当然是很好的。企业家愿意在资助民间环保事业的过程中，提升或者说改善自己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学费该谁来出？究竟应当谁当旁听生，谁才是导师？在学习过程中，究竟谁是老师，谁是刚刚想登堂入室的门外汉？如果这个界线和主次不分开，过程中产生的“三陪成本”一定会落到行业身上；过程中产生的角色混乱成本，也必然由这个行业来免费担当。捐赠人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对这个行业不了解而胡乱作为而导致的诸多风险，一定就会极为痛快地转移到合作伙伴身上，成为这个行业持续的阵痛。

话说国内一家著名的电商，成立的基金会，也是致力于环境保护领域。这家电商估计是为了显示出自己的诚意，在员工中选拔了十多名爱心人士，兼任基金会的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他们有权决定资助哪个项目而不资助哪个项目。而基金会本身的秘书处，只是个执行这些决策的跑腿部门。这个结果其实与企业家用业余时间大量参与“环保与民主”的实践在修行自身和企业一样，都会有意无意地把自身的“陪读成本”，转嫁到了整个行业身上。

当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在面对公众侃侃而谈公益环保如何改善了自己的时候，当企业家们指责公益组织“不专业”的时候，他们设计出来的公益团队的运营方式，反而是最不专业、社会成本最大的。当公众眼巴巴地以为这些企业“创投”的巨额资金能够花得极有效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仍旧是对这个行业的极其不信任和极其缺乏风险担当精神的作派。

想到这里，唯有仰天长叹。倒不是说公益行业无法兼容和消化这些成本，倒不是担心成本植入就导致整个公益行业丧失生机。只是，看到这样那样的无趣的成本转嫁过程，难免心里不痛快。

捐赠人：能否忍受80%的“公益投资”可能要打水漂？

一个社会的公益素质，是经过长期训练出来的。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公益行业的诸多代价，都得由这个行业的参与者在真心实意地践行中，一点一滴地聚成。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超越式发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一飞冲天。

当所有的捐赠人都希望“捐赠款百分之百用到公益项目上”的时候，在我看来，我们还不如更现实一点，内心中暗暗承认至少有80%的公益能量——尤其是赤裸裸的资金——都会在公益行业的探索中“浪费了”。当然，有当前的失败或者说浪费，才有未来的效率提升。当前不浪费，未来浪费更大。今天的80%浪费，才可能换来未来80%的成功应用。

或者说，当我们心里存在着80%的悲观的时候，另外20%的成就，才会给我们带来大惊喜。让我们知道，只要大加努力，终究会有一些小成。

公益行业，如果初分起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叫物资帮扶型的公益，一类叫心灵补给型的公益，一类叫社会探险型的公益。公众普遍比较喜欢参与的是物资帮扶型的公益，这家缺少衣服，那家缺少药品，这个孩子上不起学，那个老人看不起病；这个灾区需要温暖包，那个交通不便的地方需要打口井；污染受害者需要法律援助，或者污染受害者需要清洁饮水救助。反正，只要是涉及物质补给就可改善条件的事，都容易迅速集结社会的爱心，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的援助。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尤其是新媒体和互联网时代、手机终端时代，更是给这样的物资型公益带来了极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但这在一个社会中，尤其在一个苦难沉重的社会中，物资帮扶型的其实只是属于公益的一个极微小类型，别看其数量庞大，案例惊人，成效突出，效益让人振奋，但对于社会的真正改善，或者说其“创新”的价值，并不是特别高。当然，由于这样的公益最为安全和稳妥，几乎是所有企业或者说捐赠人本能的追逐对象。

另外两类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有人想去研究一座山的物种，估计会被人视为不务正业；有人关在家里多写了几首诗，就可能被当成对社会无益的人而被驱逐和淘汰；有人想探讨整个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甚至可能被当成“反党反社会反人类”而被关押和监视。但从社会创新或者说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更值得“公益创投”者的支持，尤其是持续的、坚定的暗中支持。

捐赠人一般希望“马上看到成果”，或者说希望看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捐赠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有风险的成果，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资金卷入一些“不安全的探险”。这本质上把所有的社会创新，都当成了“物资帮扶型公益”的创新。因为，公益有很大的一块，就是社会创新，而社会创新，就有极大的探险性。有极大的探险性，必然有极高的失败率。有失败率，就证明失败也是值得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收益。因此，敢于以极信任的方式，资助诗人、资助作家、资助音乐人、资助自然研究爱好者、资助社会结构治理探索者，更加尖锐地考验着整个社会的公益见识或者说整体见识。

绝大部分人是求稳妥的。人们不希望自己资助的款项“出现风险”。虽然以正确的社会共识来看，所资助的项目或者说案例不成功，其实后果都应当资助供给方来坦然承担。捐赠人不能指望所有的捐赠都百分之百实现了预定目标。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公益创新行业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个行业的“投资成功率”，甚至远低于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在更多的时候，捐赠人应当随时做好钱花得无效、花得混乱无序、甚至被贪污挪用的心理准备，才可能以更平常心的状态，真正卷入到社会的公益探索中。

当然，社会创新者也多半是求稳妥的。一个团队身上极少同时出现多领域的创新，技术创新之外，在团队管理、运营策略、项目推进、公众倡导等方面，如果都在同步创新，那么这样的团队一定给公众造成极不靠谱、极不可信、极难支持的感觉。但也许，这样的团队才更具有支持的价值。

社会上极少出现一个团队在一次创新之后还能够二次三次四次持续地创新。今天的创新在明天就可能成为守旧，某个领域的创新者可能在运营时是以极传统甚至落后的方式去推进其创新的实践。

在这时候，形形色色的捐赠人，如果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不主动承担自己的“捐赠风险”，很可能就会对这个行业因为误会而产生失望，其心脏接受不了频繁的冲击。钱财本是身外物，助成公益方心安。

公益是有风险的，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公益创投”者，你要把发现伙伴的成本揽到自己身上，而不要推到对方身上。如果你是一个“捐赠人”，你一定要明白，你的捐赠不可能百分之分用到正当处；你自己捐赠错了对象，你自己要承担责任；你捐赠的对象在实践中会出现的风险，你也要理解和宽容，并持续支持之。

如果你是一家基金会，你不能审判你的合作伙伴，你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廉洁和纯正”，而让合作伙伴承担所有的运营风险；你资助了这个伙伴，你就要与这个伙伴共同解决社会带来的诸多疑难，而不要一味撇清自己，推卸责任。

而对那些带有社会创新、社会探险性质的资助，“捐赠人”更要心里有数，更要坚信不疑，相信自己的判断，明白自己的资金只是助成要素中极卑微的一个小元素。

一个社会要出现可喜的变化，没有公益表达和社会创新，是不可想象的。而一个社会要想有社会创新，没有各式各样勇于承担风险的资助者，也是不可想象的。亲爱的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呢？你喜欢物资帮扶，还是喜欢心灵探索，或者喜欢社会探险呢？你喜欢其中的某一个类型，你又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承担多少风险呢？

Fireworm

作者：杨方义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一年前，我从一家民间机构来到了一家非公募基金会，从一个被资助方到了资助方。幸运的是，在之前的民间机构工作时，从事的也多半是与国际基金会合作的工作，帮助国际基金会在中国实施项目及提供建议。所以在角色转换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朋友们说的“从乙方到甲方”的心态转变。相反，在刚刚起步的国内民间环保资助进程中，能够和同样处于起步期的民间环保组织一道，共同成长。


策略制定是基金会超越项目资助的必经之路

在过去，中国环保组织大量的资金来源于国外基金会。而随着国内企业逐渐参与到环境保护中，企业直接资助在填补着国际基金会资助萎缩所留下的资金空缺。同时，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逐渐有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兴起，并以环境保护作为其核心使命，开始进行环境资助。

在以上三类资助主体中，国际基金会一般具有较强的目标性，其目标一般基于项目，会有较完善的逻辑框架用于项目的设计，而要完成这些设计，需要有很周密的步骤和程序。企业的直接资助，多半和企业的传播需求相关。项目设计简单，但对传播的需求较明确。而国内正在兴起的环保类非公募基金会，相反，其从事公益的目标显得并不十分明确，出现资助领域多和杂的情况。

当然，处在这个阶段的非公募基金会需要尽快在资助中找到自己的策略和定位，这样才可能找到合适的服务对象和资助对象。当一个基金会开始考虑策略和定位的时候，会是这家基金会成长中十分重要的时刻。而这个时候，基金会也必然会超越项目的层面来思考资助工作。

只有当资助者心中有了资助策略，才能指导其确定合适的公益目标，其资助才不会拘泥于一针一线的得失。经过专业分析，并由多方参与制定的资助策略，对于资助者和被资助者都很重要。特别是对当前而言，许多基金会的决策委员会都是非环保从业人员，资助策略的讨论及决策过程，也是加强交流及对这个群体的教育过程。

借鉴国际基金会的策略形成逻辑和过程，我尝试着同决策委员会一道，在咨询业内专家和被资助者的基础上，形成基金会资助策略和方向。有了资助策略和方向后，对于被资助者来说，最明显的变化是了解基金会的公益目标，更容易进行项目设计；而对于基金会的决策委员会来说，不必再像过去一样，花很长的时间来了解项目背景。而且，资助有深度的环境治理方面的项目也成为了可能，逐渐形成了投资的组合。

当然，这种方式也存在着自己的弊端。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和所咨询人员代表性的不足，或许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环境领域。特别是在环境资助机构非常欠缺的当下，一些看似十分紧急的领域会被遗漏。在资助型基金会众多的情况下，这些遗漏会被其他基金会弥补。但在当前，这种弊端的解决就得依赖于基金会和民间组织的相互理解了。如果民间组织能够提供解决方案，让这些基金会看到资助该领域的价值和方法，资助型基金会是有可能来修正自己的资助策略和方向的。

跨界参与和基金会资金支持同样具有价值

进入基金会行业以前，在NGO工作一项很繁重的工作是应付各类资助者的现场考察和来访，资助方的每次来访都会被视为其资助的考核。不过，越来越多的发现，作为考核发生的现场考察已经越来越少。相反，每一次和资助者的接触，都能够接触到新知识，新方法，这也是促成我来到基金会工作的原因。

相较于国际基金会，国内环保类非公募基金会大多有企业背景。基金会依附于企业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会带来决策上的偏好和局限性。但在基金会刚刚起步的当下，企业背景并不完全是个贬义词，甚至是这类基金会一个很大的优势，企业基金会能够将企业的资源和经验传递给公益机构。可以说，很多企业基金会能够带给公益行业的，其实可以远高于其提供的资金支持。

有企业背景的基金会一般倾向于鼓励企业家及员工参与项目的决策过程，甚至主动要求员工参与公益项目。特别是对于一些公众参与类项目来说，员工参与的体验有可能会成为项目评判的标准之一。

这种参与让资助过程稍显复杂，会给被资助者带来额外的工作量。因为被资助者需要在完成项目设计的同时，还要去满足资助方的参与需求。甚至，由于基金会秘书处的协调不力，资助方的参与变成了资助方的干预，让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之间出现裂痕。

但客观来讲，中国的公益圈，特别是环保公益圈，现阶段还非常弱小，需要有更多人的参与和投入。而将这些非公募基金会后面的公益群体同时纳入自己的支持者队伍和服务对象，其实是不矛盾的。而这些有社会经验，并有公益理想的人也将有可能改善公益组织的人才来源和培养体系。

在过去一年中，作为一家企业型基金会秘书处的成员，我工作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和这些企业员工决策者的交流和沟通。虽然耗时，但成果和变化却是让我欣喜的。当这些同事们开始用跨界的思维和工具来考虑环保公益的时候，环保创新变得更有可能。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也看到同事们用互联网工具开发了众多服务于公益行业的产品，拉近公众与环保的距离。这些同事的参与和他们所创造的工具的价值，远大于基金会所能够提供的资金支持。企业基金会一般都不愿意被视为“土豪”，而更愿意和有共同公益目标的组织一块成长。

Fireworm

作者：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 吴军军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所谓小额资助，是指资金额度偏小的资助，虽没有统一规定，但普遍可认为是5万元以下的资助。以小额资助著称的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lobal Greengrants Fund，以下简称GGF）自1998年开始直接资助中国的民间组织。GGF的平均资助额约为3500美元，合2.1万元左右。目前国内一大批活跃的、较有影响力环保组织，例如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安徽绿满江淮、甘肃绿驼铃等在其发展早期阶段都得到过GGF的支持。

然而，国内的基金会却很少采用小额资助的方式，已开展这项工作的基金会也多将其视为“副业”。那么，小额资助到底有何魅力？小额资助管理成本高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小额资助的社会效益如何？在这一期的《资助者说》，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思考，为更多的伙伴和基金会提供一个视角。如有不足之处，请海涵和指正。

为什么要坚持做小额资助？

开始做小额资助始于2012年。我经常在公益机构和各项目点之间奔波，也常常和一些一线公益人接触。他们就会问我，能否支持一下小型的公益活动。邮箱里也时不时会有一些公益伙伴们发过来的、期盼提供小额资助的邮件。

这些项目的特征是：周期短（最短的可能只有一天）；资金量小（有的几百、上千元就可以）；多以带动志愿者参与为主要执行力量。这些小型公益项目让资助者很担忧的一点就是：多为一次性活动，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模棱两可。

但据我的观察，对以推动社会变革和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特征的基金会来说，小额资助仍具有很大价值。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目前每年有大量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对于初创的基金会，小额资助项目可以降低运作风险，并且可以快速累积资助经验。


2013年初，我们看到了一位从广州返乡、进行公益创业的社工做的“驻校社工”方案，即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设立社工站，由学校或老师推荐学生，社工进行个案辅导或小组工作，来降低农民工子弟因长期被人忽视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时这位社工提出的“驻校社工”的公益服务概念在福建地区很新，而且在本地也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借鉴。但通过我们和她一起去农民工子弟学校实地考察，和校领导们会谈，了解到这样的项目与外来务工子弟的需求很契合。但执行人员是否靠谱？这一项目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对于刚刚成立基金会的我们来说都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就决定先支持一个社工大半年的行政办公经费（约为3万元左右），看看这个项目的成效到底如何。

一年来，该社工除了在项目执行上兢兢业业，得到学生、家长和老师们的好评，同时她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发起多方募捐物资活动，吸引媒体来关注民间社工和驻校社工等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2013年底，我们通过对项目的走访、评估后发现该项目值得持续关注，于是决定继续支持该项目并适当调整支持额度。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从原来的1个人发展为3位专职工作人员，并顺利注册了民非组织，目前福建兴业证券基金会也和他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2、 大多数小额资助项目具有广泛参与的特点，对于企业基金会来说，可以很好地与搭建志愿者平台相链接。


福州有一家从事盲人服务的志愿者机构，每年会策划一到两次“盲人群体去户外游览、感受大自然”的公益活动。尽管户外体验并不是该机构的核心业务，但对于提升盲人群体的凝聚力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同时因为照顾一个盲人就需要一位志愿者，志愿者需求量大。

对于这样的一次性活动，按照惯例基金会是不愿意资助的。但在项目设计环节中，他们增加了社会志愿者参与服务的内容，并且整合了社会其他资源一起来举办这样的盲人户外体验活动，比较符合小额资助中“人人公益”的理念；同时我们也及时把志愿者需求和基金会的企业捐赠方对接，企业员工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不仅体现了个人价值，还对公益、对企业文化有更深的认识。

3、 小额资助在快速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是极具魅力的。

一位公益伙伴提出，他所在的地区，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对于财务规范都不甚了了，急需在本地挖掘一个有多年财务经验的人，通过学习非营利机构领域的财务知识，来为本土机构提供志愿服务。而目前他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为他提供一笔小额培训和学习经费。

伙伴说尽管现在有不少人才类的资助项目，但均有明确的申请时间限制，往往拖了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申请上。而快速审批、拨款的小额资助，可以让这位财务志愿者马上参与到合适的学习课程中去，并且很快就可以为公益机构服务了。

如何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降低小额资助的管理费用？

单个的小额项目的确很难发挥出影响力，但有意识进行的、一大批小额资助就有可能实现更大的价值。然而，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面对数量繁多的申请，怎样才能在有效筛选到“正确”项目的同时，降低行政成本呢？

从我有限的了解中，目前应对这一难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GGF采用的“导师站”。他们在全国几个重点区域，选择在环保领域有丰富经验的、认同GGF理念的人作为导师，负责推荐项目以及对项目进行初筛。这在某种程度上分担了GGF项目官员的工作量，大大提高了项目的精准性。另一种方式就是基金会项目官员主动出击寻找合适的项目，不公开接受雪片般的项目申请。

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局限性和挑战。GGF采取的方式对于导师要有充分的信任，而且找寻这样热心且有辨别能力的个人难度比较大，同时他们作为个人，渠道也相对狭窄。第二种方式则效率低，规模小，很多时候只能当做兼职业务。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近年来，随着对非营利组织的注册政策和税务政策逐渐放开，很多省市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催生出了一些为本土公益机构服务的平台型机构，它们大多有整体行业发展观，已经累积了相对较多的经验和资源，汇聚了类型多样的公益组织和义工组织，对于本土公益发展现状以及各机构的发展情况也十分了解。

因此，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目前在江西、安徽和福建等地，支持这类平台型公益机构开展小额支持业务。对基金会来说，充分利用了平台型机构熟悉本土现状以及拥有本土公益网络的优势，既能够更快速、更精准的回应本土小额资助的需求，又降低了行政成本；对于平台型组织来说，本身就肩负着整合资源，提升本土公益组织能力的使命。在试验初期，我们根据自身的预算和各合作伙伴商量设置合适的微公益资金池，并鼓励他们根据各地的优势开展不同主题的小额资助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对他们给予信任和放权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巧用杠杆原则，让小额资助发挥更大影响力？

今年，除了继续支持平台型组织开展小额资助外，我们还惊喜地看到了它更多的可能性。

2014年，北京农民之子的林炉生终于下定决心返乡进行公益创业，来福建做支持型机构——福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筹）。鉴于他在公益圈的经验和资源，我们当时决定把福建的微公益委托他执行。不过他再次公益创业，机构资金量很少，福建本土各方的资源也还比较少。怎样把微公益有限的资金、最大化地用于福建本土公益机构的发展和整体氛围的改善？怎样通过微公益的平台快速地整合本土多方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力？这是一个大挑战却也是一个大机遇。

他使用的策略是采用资金配比的方式。一方面微公益的3万元，做了6万元甚至更多的事情；另一方面通过配比模式快速建立了其他社会关系，为这些资源持续进入本土公益行业打下基础，还推动了财务透明和为整体发展发声。这样的小额资助策略，结合了机构初创发展的需求以及本土的公益资源现状，比较好地将机构利益和行业利益整合在一起。

在小额资助的世界里，我相信还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还没看到（或者创造出来）。作为一名项目官员，还得多打开视野和思路，去捕捉和回应现实的需求，努力做到更大胆、更开放、更包容和更信任。

Fireworm

作者：赵中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作者：赵中 草根NGO甘肃绿驼铃发起人，现任太平洋环境组织（PE）中国项目协调人、全球环境基金（GEF）NGO网络东北亚协调人、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中国顾问

2012年9月，在草根NGO工作了8年后，我加入了一家国际NGO，负责其在中国对环保NGO的资助和能力建设。随着职责和角色的转变，离泥土和实务项目距离远了一些。但从“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刻起，我也能真切体验到“资助者”——这一“公益圈”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生态位”，开始考虑应该成为怎样的资助者。

我不赞同“屁股决定脑袋”之说，因为只有“脑袋”能决定“屁股”坐哪，更能决定将以怎样的方法和态度对待“屁股”所处的位置。

和大多数草根NGO组织一样，在发展过程中我遇见过许多对草根组织提供资金、能力和信息等全方面关怀和支持，至今仍然是良师益友的资助者；也难免都有一段受到资助方各种压迫和不平等对待的“血泪史”。积极正面的资助者在此就不多说了，NGO的年报和各种文章能读出很多真挚的感谢。负面的，也就是NGO在资助方那些年受到的那些委屈，很少有草根NGO公开的讲出来（此文中 的许多观点，我也是熬、忍、憋到现在才敢说的）。环保NGO领域我只记得自然大学的冯永锋校长和云南生态网的陈永松老师对基金会的公开批评，他们两位都我所敬佩的人。

大家很少说“坏话”的原因估摸包括：1）大多NGOer都是好人，好人的包容和承受能力都很强，要在“忍辱负重”中前行；2）东方的文化中凡事要给对方一些面子；3）NGO的资源仍然是卖方市场，供不应求，草根NGO还没有能力可以洒脱的对资助方说“NO”，要维护好关系；4）以大局为重，为了公益行业的整体形象还是忍了，毕竟资助方还是真金白银的出了“干货”，比起那些“为富不仁”的企业和个人已经超越了许多；5）找不到对资助方的投诉渠道（我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国内某著名基金会的高层管理人员，便抱怨了和其合作中受到的“伤害”，高级管理很诧异这些负面信息，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6）NGO都很忙，不停的“筹款——做项目——写报告”循环往复，没时间去批评。

许多资助方都会提到“资助过程是一个资助者和被资助者相互共同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除了“吐槽”和抱怨，我列出了理想中资助者应具备的“资助者心态”，希望分享给大家一起探讨。

“平等”的心态

哪怕是最强势企业家或退休官员成立的基金会，也不会霸气的直接说“老子出的钱就该听老子的”。所有的资助者都会说“我是为被资助者服务的”，但问题不在于你怎么去表述，而在于你真正的心态、理念和实际的行为。

作为资源的掌控者，资助者是否能平等的去对待NGO，是否能平等的同他们沟通对话，是否能平等的同他们合作，尤其是解决分歧的过程中。大多数资助者都会不承认自己有过“不平等”地对待，那么我们是否抱怨过被资助者能力不足，觉得他们“笨”？我们是不是厌烦于多次催缴报告，抱怨他们效率低、有拖延症？我们是不是曾经威胁过“你再这样以后不资助你了啊”？我们有没有向被资助者妥协，是不是坚定的认为，“我比你懂得多，你应该按我说的去做”？

我们都明白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当地的机构和当地人，那么资助者更应该以平等的心态与当地机构和当地人来一起努力。“平等”不只体现在言语，更在于尊重并学习被资助者的经验、知识、文化、传统和习俗；在于懂得换位思考，避免以资助方和个人的判断标准来评价对错好坏；在于真诚的沟通，对被资助者发自内心的认可、赏识和鼓励。

“理解”的心态

我的益友小军有段分享：“我以前经常批评草根组织的不足，但当我自己开始做一家草根组织（雨田），理解到草根组织的艰辛和不易，便不再批评”。小军现在也是一位资助者。在此不是要求每一位资助者一定要有“草根”的经历和背景，但资助者，尤其是对草根NGO提供资助的，至少应有一份对“草根”组织的理解。

从外部看，大部分NGO都是崇高而光鲜的，为了一份公益的使命，为了个人的理想，奉献服务于社会、环境和人民。但从内部看，却多了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理想”和“不是那么美好的美好”。如果用以下问题来批评草根NGO，估计没能免于“躺枪”的。

某组织只有热情，没有战略规划，没有长期目标，没有核心竞争力……
某组织就是那么些人在自娱自乐，不从需求出发，不从问题出发……
某组织的负责人个人英雄主义太浓，组织就等于他/她一个人，没有人才培养也留不住人才，没有可持续性……
某组织的工作人员能力太差，项目书乱七八糟，一点逻辑都没有……
某组织连一个专业财务人员都没有，账目十分混乱……
某组织的项目都是模仿其他组织的，一点创新力都没有……
某组织从企业拿了一大笔钱，帮企业卖产品去了，变味了，变味了……
某组织获得了政府购买服务，还能不能独立的监督政府，看来要被“招安”了……
某组织什么都做，什么项目都申请，没有专注，没有聚焦……
某组织都是一群年轻人，太不稳定，是否能持续下去，还要再观察观察……
某组织的成员都是从企业出来的，动机是否单纯，还要再观察观察……
某组织成立了十年还是这个样子，能否成功转型，还要再观察观察……

如果以上言论仅仅是NGO工作人员互相发个牢骚或对问题纯技术层面的切磋也无可厚非，但当这些话在当事机构不在的情况下从一个资助者嘴里说出，用以证明自己的工作多么重要多么辛苦，就显然格外的刺耳。如果被资助者都没有这些问题了，要资助方的这些工作人员有什么用？

不得不说，在NGO仍非主流化的今天，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有企业、政府背景的资助方代表似乎无法理解：有些时候，草根NGO不是能力差，而是工作压力大，太多的事情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有些时候，NGO人员流动性大，那是因为许多资助方不支持或限制NGO人员工资，NGO有限的资源无法支撑员工作为个人的长远发展而不得不忍痛将其“推出家门”；有些时候，NGO项目的拖延是因为NGO承担着更多项目书以外的职责，NGO将其视为使命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而无法拒绝；有些时候，NGO不是不要专业化、规范化，而是因为草根组织的初衷仅仅是所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他们不懂管理、不擅于管理，更请不起职业经理人。

如果资助者理解了，那么相信工作中批评和指责会少一些，赏识和鼓励会多一些。想起我曾参与执行过的一个世行赠款项目。由于当时项目设计经验的不足，也由于为了提高竞标成功率尽可能的增加项目内容，原来计划一年期的项目用了三年才基本完成。三年间我们两次向资助方申请项目延期，所幸都得到了批准和理解。项目完成后，我们才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个项目我们是踏踏实实做完的，这个项目中每一笔财务都是真实的。试想如果这个项目执行中的问题当时没有得到资助方的理解，那么我们要面临的选择是：要不承认项目失败，项目中止，退回资助；要不编造项目报告和财务将资助方“糊弄”过去。

“信任”的心态

和朋友们讨论国内外基金会的区别，其中之一便是：国际基金会资助的基础是“信任”，国内基金会资助的基础是“论证以取得信任”。

个人感受，国内一些基金会总是带着怀疑态度对待NGO组织，资助前要求NGO证明工作人员的能力，证明项目运作的经验，证明财务的规范，证明当地的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这还不够，还要签“承诺书”，立“投名状”。资助给出去了，还是不放心。一些资助者，会把“手伸得很长”。

“手不要伸得很长”并不是“不要伸手”，到底“伸多长”才是对被资助者适度合理的帮助和引导，“伸多长”会质变成资助者的“控制”和“干预”，这就是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度”把握的好坏则是取决于资助者对被资助者是否有信任，也取决于资助方代表的个人理念和职业素养。

资助方要信任合作伙伴，也要珍惜自身的声誉，获得伙伴的信任和认可。有些资助方似乎有些苦闷，钱没少花，工作没少做，却换不回一个好口碑。2013年底的“百家NGO眼中的基金会”排名让一些“不差钱”的资助方非常尴尬。人与人、机构与机构、国与国之间的相处都是一样的，给予真诚便能收获真诚，给予尊重便能收获尊重，给予信任便能收获信任。若只是给钱，以上的不一定有，只能收获发票、收据、项目书和报告。

分享一段作为被资助者的“血泪史”吧。2010年，绿驼铃申请国内某基金会一个两年16万元的机构发展资助，获得了批准，基金会网站上也进行了公示。继而，我们提交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但是基金会项目人员觉得我们的计划和她想要的不一样，我却坚持着“不妥协”原则。其实我个人经常没什么原则，但在代表草根组织时原则是一直有的。于是该资助就一直拖着，一直拖到2011年初，基金会以预算花完为由电话通知资助取消。敝组织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好在至今还没蜕变成“贱骨头”。本着不哭、不闹、不卑、不亢的原则，我代表组织平静的要求基金会将我们的名单从其网站资助公示信息中删除，然后转头对机构成员说:“在此基金会做出正式解释和道歉之前，我们不要再和他们有任何合作”。

坚持原则，撑起两根穷骨头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草根组织希望在带来社会和环境改变的同时，也推动着资助方一起共同成长和进步，即使路会很长。希望资助者信任合作方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合作方的信任和尊敬。

“包容”的心态

公益圈（读二声）就是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纠纷，就有帮派。一些能力建设项目把江湖中的人组织到一起，让大家唱啊、跳啊、哭啊、笑啊，然后告诉大家“你们是一家人，你们要团结，你们要合作，你们要一起努力”。学员们挽着手，含着泪光，点头赞同……

出了戏，江湖依旧……

资助方的江湖也会因为背景、关注、兴趣、理念和使命的不同，对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对资助有不同的策略和方向。

和而不同，有共同愿景的小伙伴们一起继续愉快的玩耍，对其他的小伙们仍以欣赏的眼光、谦虚的态度去学习和了解，这便是包容。

对于资助者而言，即使对一些个人、组织不太熟悉，或是对他们的工作方式不太认同，甚至觉得他们不够可爱、不招人喜欢，但资助方代表仍能从基金会策略和社会价值角度公正的评审资助项目，这便是包容。

一些组织最痛苦的事之一是资助方代表的变更，一旦遇上了那种有野心但没实践经验的，则是痛苦中的痛苦，多数情况只好顺着新任资助方代表的意向对项目进行紧急的临时调整。资助方代表如果能抛弃个人喜爱和成就感等因素，能虚心接纳前任的基础和经验，能保证资助方向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便是包容。

总之，一个资助者的能力有大有小，对社会的贡献有多有少，但只要有了平等的心态、理解的心态、信任的心态、包容的心态，就是一个高尚的资助者，一个纯粹的资助者，一个有道德的资助者，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资助者，一个有益于社会和环境的资助者。

Fireworm

作者：

Tony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Tony Proscio是美国的一名独立咨询师，主要提供包括战略咨询、评估、沟通策略方面的服务，他的客户包括联合国秘书处、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在慈善领域工作多年，他注意到一些词语用到后来已经脱离原本含义，变得不知所云。基于此，他在2000年前后，写出以下三篇有趣的文章，用戏谑的口吻解释基金会领域的“行话”，期望引发同仁们的反思。文章由Edna McConnell Clark基金会出版。

《换言之——恳请基金会好好说话》
《追求好的“坏”词儿——基金会是如何歪曲了他们自己的意思，进而失去听众的》
《当语言失效——为何公共利益变得既不公共、又不有趣》

我们从中选择了中国资助者也很关注的三个词“伙伴关系”、“杠杆作用”和“规模化”，不止是希望通过这种独特视角来了解美国的资助故事，更希望与各位探讨这些词语在今日中国语境下的真实图景。更多“行话”请见http://www.tonyproscio.com/#Jargon（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Partnership/to Partner 伙伴关系/成为伙伴】一个有婚前协议的爱情故事

很多基金会假装是其被资助对象的“合作伙伴（partners）”，这最多不过是一个迷人的谬论。当一方的资产负债表上躺着十亿美元，而另一方每年赤字达五位数，这种“伙伴关系（partnership）”就像是离婚法庭（美国一部电视节目）的再现。但我们这里的讨论不仅涵盖伙伴关系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不平等的，还包含对伙伴关系这个词，尤其是其更弱的、“成为伙伴”（to partner）的动词的探讨。

在理想世界的公民机构和慈善机构中，伙伴关系涂上了已经腐朽的的童话故事的玫瑰色彩，被资助者在其中扮演着“灰姑娘”的角色。“在这个项目中，”一家像王子一般的基金会说道，“我们不止邀请项目伙伴共同分享个别议题的资金，还让他们参与一系列的支持性互动。”句中第一个神秘之处就是用“项目伙伴”这一古怪说法委婉地指代了“被资助者”。第二处则是那些言之不详的“支持性互动”，你可能会发现对方别有用心。这幅伙伴关系图景的问题在于，与其说是对方意图不轨，不如说因为这一标签如此广泛，以至于你很难猜到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企图。

如果这种模棱两可不会引起各方过高的期待，可能也没什么害处，就像情人节卡片上遮遮掩掩的情话。而现在对伙伴关系一词的广泛应用，则意味着“伙伴们”要拥有共同的信念和梦想，分担彼此的负担，无论健康疾病都支持对方等等。（但在实际的经验中，对这种伙伴关系富有经验的老手会最终变得成熟而悲哀的清醒，因为他最终了解了，当金钱插上一脚的时候，爱情会变成什么样）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虽然这种对伙伴关系的不成熟情感广泛存在 ，它很少得到过检验。

词典和法律书都倾向从更为超脱的视角来看待伙伴关系，强调就以下事宜达成明确协议，即根据每个合伙人所占企业股份和应承担的风险，将控制、费用、利润和损失固定分摊下来。这种方式与这个词的词根——拉丁词partior“划分”是一致的。在这一传统意义，以及现在制定商业协议时，伙伴关系都不在于分享“支持性互动”，而是在物质利益上做明确划分，各方都清楚知道他拥有企业的多少，以及相应的权利和责任。你可能会说，清晰的界限成就好的合作伙伴。

基金会则采取一种更为奇特视角看待这些事情，其中的一个迹象是，其动词形式成为伙伴一词大为流行。在为达成商业交易锱铢必较的律师事务所，可听不到这么叮叮做响的金币声。《牛津英语词典》显示这一动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几乎每一个例子要么指浪漫关系，要么指运动。当涉及到大量资金，就常识来讲似乎应寻求更实在的词汇。基金会亦当如此。

【Leverage 杠杆作用】用最小的力产生神奇的倍增效果

一个非常成功的（相当偶然的，杠杆率也很高的）非营利组织的领袖，为这个慈善领域的热门词语给出了简明的定义：“如果我拿出1美元，你拿出1美元，然后我们让邻居也拿出1美元，那么我们每人就实现了200%的杠杆作用。需要的预算可能是100万美元，我们仍需要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七元，但没关系，我们已经实现了很好的杠杆作用。”

越来越多的慈善领域观察者将杠杆作用（leverage）视为自动诈骗警报，你很难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非营利组织执行官的阐述完美地解释了原因：这个词为了说明（的确，在大部分正常情况下，它的确意为）有人及时且机智地做了某件事，引发了其他人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做了更多的事情。杠杆（lever）的意象——根据《美国传统词典》的解释是“一个固定在支点上的刚性杆，被用来传递力量”——即用很小的力量撬动很大的物体。但更经常地，它常被用于形容一些人做了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做的事情。

在金融领域，杠杆作用通常用来形容只用了自己很少的钱，就获取了巨额投资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最常用的杠杆是聪明的借贷和绝佳的时机。然而，当一位借贷人诱使几家银行每家借给一个摇摇欲坠的企业几百万美元，并劝说每位借贷人，看看别的借贷人就知道他们的借贷无忧时，这往往都涉及兜售行为。使用这样的杠杆，崩溃是必然的。

一份基金会报告称：“这笔资助撬动了社区中很多组织产生贡献和投入人才”。更清楚的意思是：通过这笔资助，我们使得“很多组织”参与一些他们原本可能没兴趣的事情。通过进一步暗示，这些努力总和的价值将远远超过我们这家节俭的基金会原计划支付的金额。而这种情况、以及很多其他情况的现实是：这些“很多组织”已经领先于参与到这个项目，而基金会的贡献仅仅在于帮助一个掉队的人加入大篷车队伍中，而不是让他们继续被困在路边。这个基金会很好，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也许也是个好事儿。但这就是杠杆作用？

在金融领域，这个词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即失去控制——说来也可笑——就像它跨越了金融的边界，开始用于形容其他事物。“这篇论文撬动了儿童福利领域很多创造性思维”、“这次事件让我们撬动了比以往更多的媒体关注”、“这次演讲撬动了巨大反响”……哦，天啊。

【Scale规模】小东西变大

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给了我们鹧鸪家庭 （The Partridge Family，美国一档电视节目）和赤果果的谎言的丰沃十年，美国人遭遇了经典著作《小的是美好的》的作者E.F.舒马赫的思想。相比于营利部门的人，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的作家，和他们在盈利世界的同行比起来，更倾向于接受对“小”的崇尚，在这本书出版二十五周年庆后，仍然牢牢信奉着这本书。现如今，在慈善世界你很难找到任何一个人愿意为巨大或规模大说两句好话。尽管如此，这并未阻拦基金会希望把好的项目推广到更多人，吸引更多资金，扩展到更多地方，部署更多人员，总而言之是做更多好事。不幸的是，没有人用成长、或延展、或扩大来形容它。他们将其称之为有规模（scale）。在基金会的世界中，小的仍然是美好的，但有规模更美好。

可能我指出这一点有点不太厚道，但任何东西——无论它的尺寸、形状或范围，都有规模。即使是不起眼的变形虫也能被精确测量出。这种奇怪但常用的表述——规模化（going to scale），意味着通常只有神学家或粒子物理学家才能明白的、令人震惊的量子变换：某种几乎小到无形的东西，突然间变成了可测量的、坚实的固体。

坚持使用规模化一词，我得承认，其实就是打了个比方，还是个非常中规中矩的比方。修辞学将其称之为借喻：通过与之相近的词来形容某词，在这里某词就是尺寸，而相近词就是衡量它的尺度。如此使用规模一词，倒不会对正确使用英文带来伤害，但却是对慈善领域的冒犯：多大算“有规模”，以及我们如何知道已经到达那种规模？是要变得非常、非常大，还是比现在大就行？这里强调的是“大”吗？或许还有其他的规模——例如，质量、稳健的财务、知名度或者创新——这些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当被直截了当地问到这个问题，一位极为诚实的基金会官员回答说其他这些都不相关，只有尺寸是最重要的。但他接着解释到促使被资助机构成长是不明智的。“成长”他几乎低声说，“那是安然公司才做的事。我们不那样做。我们要规模化。差不多就是在一个手提篮里那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