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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Fireworm

【转】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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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 00:18:56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
高瑞 郑聪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在“资助者说”第9回《当我们谈论组织资助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一文中,我们首次给大家呈现了中国资助者们对于“组织资助”的思考。文中提到,组织资助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资助理念和价值,要求资助者尊重组织自身的意愿和发展空间,从狭义的项目思维中跳脱出来,系统性地考虑项目、人员和组织的相互关联性。倡导组织资助,是对当前项目资助占绝对主流的一种阶段性“纠偏”,推动组织和项目更好的结合。

与中国类似,组织资助在美国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种资助手法源于资助方对两个问题的反思:1)如果公益组织始终为生存疲于奔命,他们如何实现组织使命?2)如果公益组织缺乏必要的基础建设(员工薪资、技术发展等),他们如何更有效地提供服务?1997年,为更好地推动公益组织本身的发展和有效性的提升,美国的资助者们成立了GEO[1](Grantmakers for Effective Organization,简称GEO)。组织资助是他们近十年来致力于研究和推广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帮助中国的资助者们更全面地了解这种理念和方法,我们以GEO在2007年出版的《一般性运营资助的行动指南》[2]和配套评估手册[3]作为主要参考资料,在此对组织资助作进一步地介绍。

什么是一般性运营资助(以及什么不是)

我们说的“组织资助”在美国被称为一般性运营资助(general operating support),或核心资助(core support)。2003年,由美国的资助者和公益组织领导人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开发了一份“资助指南”[4],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

一般性运营资助,是指对于公益组织使命而不是具体项目的资助。公益组织可将资金用于机构日常运营的各项开支,具体可包括:员工薪酬、行政开支、技术、培训、筹款、宣传等等。

其最大特点在于“非限定性”。因而,目前常见的在项目经费中包含人员成本的做法,并不属于此类资助。原因就在于,这一部分成本是指定用于该项目的,是完成该项目必不可少的成本。

那么,这些“非限定性”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一般来说可能有以下几种:1)用于弥补项目经费的不足部分,尤其是筹资成本、人员行政经费;2)用于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提升团队能力、设立管理或支持性岗位、建立管理流程、品牌传播、甚至是支付房租水电网费等等;3)用于创新及承担相应的试错成本;4)用于承担由不可预见的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超高人气的需求与缓慢增长的供给

一般性运营资助常被类比于企业的营运资本(working capital)。在商业世界中,营运资本甚至可以作为企业健康程度的晴雨表。这样的类比背后的含义至少有两层:一是将非营利组织真正当作一个组织,而非只是某个或几个非营利项目的集合;二是组织发展过程中需要灵活的钱,这已经被商业世界中大量案例所证实。

2006年,一份覆盖约2000名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调查[5]显示,一般性运营资助高居榜首,被选为最能提高非营利组织工作成效的资助方式(“长期资助”位居第二)。

相应的,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网的调查[6],在2005年,1200家最大的私人和社区基金会的资助金额的20%用于一般性运营资助,45%用于项目资助。在过去15年,用于一般性运营资助的金额一直在增长,但增长速度缓慢,2004年和2005年还出现了轻微下滑。

不同于企业,非营利组织的这部分资金很难通过自己产生利润来获得。那么在必需却又无法得到满足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可能会长期处于谋求生存的初级阶段,丧失了持续发展以不断实现社会使命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也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从项目经费中“抠”,进而造成了资助双方的信任危机。

是什么让资助者们仍在观望

那么,面对非营利组织如此强烈而巨大的需求,到底有什么样的疑虑使得资助者们迟迟不动呢?以下是GEO总结的资助者们对于“一般性运营资助”的常见想法,以及对此进行的回应。

我们不该把钱花在运营资本上

和其他组织主体一样,非营利组织的成功也需要营运资本。如果他们对员工薪酬和其他基础建设投入不足,其工作成效便会减弱。

我们已经通过将管理费用打包进项目的方式,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足够的支持。

现实状况是,这样的资助方式很少能将项目所需的所有直接、间接成本囊括在内。某些时候确实是因为非营利组织自身缺少准确核算成本的能力,但是更常见的原因则是资助者审批的标准太过随意,管理经费的额度在整个项目经费中所占比率过低。

项目资助可以更好地保证双方的使命契合度

在资助者与被资助者建立联盟(alignment)关系时,双方的战略目标是否契合确实需要重点考量。但完美的组合往往难以达到,对理想型的追求不应成为良好伙伴关系的绊脚石。就算被资助者所从事的工作只有一部分与资助者的使命相吻合,一般性运营资助依然可行。

进行一般性运营资助将会降低我们作为社会问题解决者的影响力,我们将无法插手项目上的事情

如果被资助者与资助者双方的使命和目标相符,那么一般性运营资助可以为双方带来更大的影响力。一般性运营资助能够加强双方的关系,以形成更有效的伙伴关系。不同于资助部分项目,资助者将组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支持。

一般性运营资助不像项目资助一样可以问责

表面上看,因为项目资助针对具体的目的和一系列具体的活动,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就相对容易。但事实上,只要资助者愿意去理解机构的运营,两种资助方式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资助者都需要与被资助者一起设计评估问题以澄清后者的工作成效。

一般性运营资助会增加被资助者的依赖性

事实上,非营利的特点就决定了这些组织的工作会长期需要外部支持。对于资助者来说,关注的焦点应该在于确保被资助者得到了为社区带来改变所需的足够支持。一般性运营资助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提升筹款能力,以资源来源的多样化来保障组织的可持续运转。

如何评估一般性运营资助的效果

在一般性运营资助中,虽然资助者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于资助机构如何使用资金的控制力,但并不意味着对于资助的效果放任自流。GEO认为,不管是出于基金会内部问责的需要,还是为赢得行业内广泛认同的需要,都有必要对一般性运营资助的效果进行评估,以回答以下问题:

一般性运营资助是如何影响非营利组织发展的?
一般性运营资助在促进组织发展的同时,是不是也促进了社区的改善?

GEO首先申明资助者对评估的定位。首先,资助者应该意识到,不管是对于项目的资助,还是运营的支持,影响力大小都与资助份额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组织发展需要100万美元,那么对于2.5万美元的支持,我们就很难精确地识别出其对组织发展的价值。

其次,资助者应该牢记提供一般性运营资助的目标。一般性运营资助是为了让非营利组织可以更灵活地结合自身发展的需求去分配资金,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因此,一旦你决定要提供这种资助,一定程度上就表明你认为基金会与该组织发展目标相契合,并相信资助对象有能力实现。那么,一般性运营资助目标的设定应该是由非营利组织来完成,资助方更多是认领和“出资购买”。资助方可以与资助对象共同约定成功标准和评估指标,但核心是要以他们的现状为出发点,而不是理想状态。

在此基础上,GEO按照资助阶段进行划分,分别从资助前、资助过程中和结束后探讨了一般性运营资助的评估。

资助前:资助对象审查&明确双方预期

一般性运营资助是为了支持非营利组织更好地达成组织使命。因此,在资助前,就需要资助方在做资助审查时,更关注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优势。GEO建议采用尽职调查、组织生命周期[7]评估、实地走访都等方式开展。

在了解发展阶段和优势的基础上,需建立资助目标。通常情况下,可以有两种方式:1)选择双方的共同目标作为资助目标,可称为“协商式一般性运营资助”;2)由非营利对象自己构建、明确目标和实现路径。可以是项目层面,也可以是组织层面,基金会仅提供资金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GEO反复强调,由于组织发展的阶段不同,需要支持和可达到的目标必然有所差异,万万不可一刀切,给不同公益组织套上一样的预期。

资助中/结束后:效果评估和学习

在效果评估部分,考虑到目标是由非营利组织自己设定的,资助者可参考一些组织年报或其他组织层面的报告等,了解资助经费的使用和效果。也可考虑采用组织能力评估的工具(如Core Capacity Assessment Tool[8]),对组织能力进行评估,并询问资助是否对组织能力有所增强。如果有,是哪些方面,如何增强的。

在能力评估之外,GEO很强调在这个过程中组织的学习,即关注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利用日常工作中收集到的数据和信息适时提升成效,是否从过去的成功或失败中学习到什么,并与他人分享。

GEO特别声明,他们并不是要为大家提供一份评估操作指南,而是希望说明:评估资助的影响力并不只是为了让大家建立有效的指标、监测体系和评估报告,更是为了建立一种开诚布公、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让资助方更好地了解以下三点:1)非营利组织面临的挑战;2)非限定性资助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在哪些方面不能;3)非营利组织还需要其它什么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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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ntmakers for Effective Orgnizations)是一家美国的支持性组织,它推动资助者聚在一起,进行务实的讨论,并获得能够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资源和网络关系。目前拥有450多个会员。
GEO, “General Operating Support-Action Guide”, 2007
http://www.neh.gov/files/divisio ... portactionguide.pdf
GEO, “General Operating Support/Vol.2- Assessing the impact”, 2008
http://www.neh.gov/files/divisio ... essingtheimpact.pdf
“Statement on Guidelines for the Funding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ttps://www.independentsector.org/building_value_together
CompassPoint Nonprofit Services and The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 Foundation, “Daring to Lead: A National Study of Nonprofit Executive Leadership,” 2006.
http://www.compasspoint.org/site ... ngtolead06final.pdf
Foundation Center, “Highlights of Foundation Giving Trends,” 2007 Edition
http://foundationcenter.org/gain ... fgt07highlights.pdf
Susan Kenny Stevens, Nonprofit Lifecycles: Stage-based Wisdom for Nonprofit Capacity, 2001
http://www.tccccat.com/about-the-ccat/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帆对本文亦有贡献。请在注明作者和出处的前提下转载或引用)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 00:26:23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
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 刘晓雪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作为一位资助工作者,当向行外人介绍我的工作时,常用的说法是:我们就类似于商业领域里的投资人,只不过商业投的是企业,注重的是财务回报;我们投的是公益组织,注重的是给社会带来公共利益。但是公益资助和商业投资究竟有多一样?要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先看看被投对象——公益机构和商业机构——是怎么诞生和生长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

之前应该有不少文章从动机和成效角度有过论述,这次我们转换下视角,看看创业者创业守业的历程和遭遇,或许会有有趣的发现。

在对数百家新企业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芝加哥大学教授阿玛尔•毕海德在《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一书指出:多数新企业的成长历程多艰。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之前臆想的“高大上”的商业创业/商业运营其实一样是个苦娃娃。比如:大多数新企业的创业想法平庸无奇,只有6%的创业者宣称其创业产品或服务独一无二;新企业也很少进行市场调研,还常常根据机会转换经营方向;同时,创业初期资本主要依靠个人储蓄、亲友、银行贷款抵押,只有不到7%的企业能获得投资;与之相应,人才严重缺乏。

这简直就是公益组织的写照。我们常能听到对公益组织的诟病无外乎:没有对需求的调查了解就直接设计项目、做项目;项目缺乏创新、乏善可陈;两三个人的机构同时做好几个议题,四面开花,毫无聚焦。啧啧……

但从发展规律上看,这种“出身卑微,因陋就简”的状态对于商业机构而言性价比是很高的,因为资源有限、市场机遇稍纵即逝、竞争对手层出不穷,而快速反应、灵活调整和迭代以获取较高市场份额和财务回报是最实惠的(对公益组织是否如此就要再议啦)。而且大部分企业始终处于这种生存状态,甚至快速的自生自灭。

有数据显示:企业五年生存率是1/3,十年生存率是10%,二十年为周期的国际化生存率是3.5/千万。即一千万中只有不到4家企业可以成长为长久发展的伟大企业。实现这种发展的企业通常:一是创始人具备某种远大理想和能力;二是能够按照长远的战略方向有规划的发展,不被短期利益所诱惑;三是能够随着市场变化不断自我革新。

对于讲求投入产出比的商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样的业态,要使其资本、人力、时间的投入产生较大的回报,常见有两个策略:第一,在较为早期的新企业中投资“潜力股”,少额快速地投上N家,只要其中有几家成功,能赚回总体投资就赚了,看的是总体而非个体;第二,对有良好基础的和巨大财务增长预估的公司长线投资,通过帮助其实现战略发展获得巨额投资回报。而无论哪种投资,投资者和被投公司之间要对预期利润标准和分配机制进行协商。既要共同做大利润蛋糕,也要在某些时候分割这些蛋糕。对于投资者来说,终极目的是财务回报,被投企业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投资者在适当的时候退出以兑现,未必要考虑退出对被投公司的影响。

从不同生命周期的发展状态,以及整个业态来看,公益机构与商业机构的发展规律是类似的。那么,公益资助者是否可以借鉴商业投资人的逻辑?或者,如果借鉴需要注意些什么?这就要再来看看公益机构和商业机构的不同之处。

你知道吗?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9%是一样的,但决定一个事情本质的往往就是那1%的不同。在我看来,公益机构和商业机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动力机制的产生和持续,以及社会效益的衡量和淘汰机制上。

先说动力机制的产生。还是从创业者个人角度来分析。一个企业再不济也算是自我雇佣,权当给自己打工,而且真的有可能实现财务的滚动上升。机会成本低,潜在收益大,因此可以吸引无数人前赴后继甚至摔倒重来。所以,市场搞活后商业机构像雨后春笋一样繁荣起来,也成长出很多有社会威望和影响力的优秀企业。因为她自身就包含自我吸引、孕育、长大的基因。

公益就大不同。创办和运营一家公益机构更多是实践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没有太多财务增长空间,社会价值也未见得受认可。且由于获得来的捐赠收入基本要全部用掉,机构很难积累长期发展的资本。所以,公益行业只能吸引到既有社会理想又有经济基础还有开拓能力的人来投身,但这样的人口基数太小啦!社会政策放开后,公益领域并没有吸引到与当年企业界同样量级的创业者(包括数量和质量),这与公益行业的资源供给机制有很大关系。

如何配置资源,让那些没有经济基础但有社会理想和开拓能力的人能够进入公益行业并持续发展下去,对于整个业态的蓬勃发展非常重要。这就体现了对萌芽期和初创期公益组织进行投资甚至是培育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益资助与商业投资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关系。商业投资人与被投者还是利益交换关系,为了利润,待价而沽,伺机而投,见利则退。公益资助人与被投者则是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同行者关系,公益投资人有时甚至是先行者、推动者,要更有魄力地挖掘那些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人投身于此事业,大胆的给予支持。目前行业内这类资助并不多,已开展此类资助者对此种资助的效益和效率也存有疑虑。

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看待这类资助的成效:第一,借鉴商业投资的规律,初创期投入,收获的“明星”机构总是少的,要设定一个合理的“明星”机构的成功率预期。第二,非“明星”机构绝不是不创造社会效益,商业投资通常是“有”和“无”的问题,而公益投资则是“多”和“少”的问题。机构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成效的维度。第三,要看这种资助对行业的长远影响,奠定一些人从此在公益领域长期发展的基础,虽然现在不显现其价值,但这种影响是深远的。

因此,做此类资助的机构不需要犹疑此类资助的价值,但可以沿着这三条线去琢磨如何做这类资助才能不断提高成功几率。比如,如何更有效挖掘到有专业能力、经营能力的人进入,这类组织更需要什么支持可以帮助其成长等等。

再说动力机制的持续。公益机构的收入多数会指定用途,也很少有盈余。但在经历了初创探索后,一些公益机构会形成更清晰的使命和核心优势,希望基于此来谋划长远发展,产生更大规模更持续的社会影响力。就像企业要克制短期利益的诱惑去基于战略长远发展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探索和建设,也需要相应的资金。可是公益机构很少有资本积累,往往会错过时机,不能发展。要打破这种天花板效应,要从打破资源限制入手。

在资助方式上,可以针对此类需求提供机构发展的资助,也可以尝试建立一种更健康的公益机构盈余产生、分配的机制,并做到透明化。前一种像是商业里的投资者,因看好机构未来的发展前景,在某个瓶颈期投入,投完之后机构走上一个台阶又自行运转下去。第二种更像是商业里的客户,通过项目或服务的资助、购买、捐赠使公益机构产生持续资金来源。

任何一种角色都有她独特的价值,也有相应的标准。如果是投资者角色,就要看准时机,而且这种资助往往是阶段性的;如果是第二种,资助方通常都有自己确定的议题,为了推动议题解决可以和公益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提供第二种方式的资助时,议题明确但公益机构有自己探索和实施的空间,基于价值而非仅仅是成本提供资助,允许机构内部调配资金的使用但要整体做到财务的公开透明。这种资助可以使公益组织更好的发挥机构所获得的资金的配置效益。而对公益机构来说,也应该认清不同的资助方的诉求和特点,根据机构自身的需求拆解出不同的申请。

最后,再来说说社会效益的衡量和淘汰机制。并非公益组织做的事都是对社会有益的。比如,现在很多悲情公益,把孩子的悲惨遭遇拿来说事,博取眼球和爱心,给予孩子一些小小的物资捐赠,这实际上是对孩子极大的不尊重、不负责,甚至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商业领域,跟不上市场的公司会自动被淘汰。公益组织因为服务对象和出资人的分离,无法产生直接的淘汰机制,甚至会因为资方的倾向而相反。

基金会作为专业机构,需要发挥对社会效益的评估和导向的作用。为公益组织提供做成效评估的视角和资源,去识别所做工作的成效究竟如何,不断促进机构向更利于服务对象福祉的方向前进,防止花钱干坏事。同时,也应该与公益机构共同向社会去倡导怎样做公益是更有益的,帮助公益机构防止被不明就里的资源所绑架。

这些年来,商业与公益的交融越来越多,商业社会的很多思维逻辑和原则也在影响着公益界。商业投资与公益资助真的是很像,也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之处。与此同时,也因为一些根本性的不同,会存在看似相同但相去甚远的差异。在我们运用商业逻辑来审视公益,以及,运用公益的逻辑来解读商业时,各自多一份谦逊和审慎,开放和学习,相信可以更好的让这两股力量交融,促进公益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常江对本文多有贡献)
 楼主| 发表于 2014-10-28 11:04:35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招商局慈善基金会项目官员 李海
来源:
社会资源研究所(SRI)–资助者说


    今年8月12-14号,我在成都与其他几位公益伙伴一起,随何进老师参访了福特资助的六个教育类公益项目。作为一个资助型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我对何老师工作方法、思路、理念的兴趣远远超过对项目具体内容的兴趣。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感想其实从出发前就开始了。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几个问题:
1、假如是我,会建议基金会资助这几个项目吗?
2、假如由我管理这几个项目,会与何老师的管理方法有什么不同?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3、我会如何评估项目执行到目前的产出和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向何老师学习什么?
4、如果这次访问的过程由我来安排和主导,我会怎么做?

    在此前李志艳的文章《何进出差都在干什么?》中,曾经完整描写了“何进式会议”的“形”和“意”,几乎已经回应了我的问题4。但在实际的观摩中,何老师还是给出了超出我预期的答案:由项目执行方组织的讨论会,相关人员时有缺席,受助群体、利益关联方甚至执行团队的骨干都可能不在现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主导有效讨论,进而藉此对后续工作产生积极影响,确是一种富有经验感的“主持艺术”。在每一场讨论结束后,参与者的若有所思都是颇为有趣的成果。
    整个参访过程,我对上述几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有的话)一直在变。有的项目我一开始认为没有亮点,深入讨论后觉得意味深长;有的项目我没看到明确的产出,事后才发现并非如此:项目产出已经有了,而我们的讨论竟然绕开了它!
    通过这次参访,我学到了很多。坦率地说,疑惑也更多了。资助者的理念、原则、角色、方法、风格,这些原来觉得自己已经思考过很多遍的问题,又重新冒出头来纠缠不休,讨要说法。结束参访后,我逐渐清理思路,同时也不打算掩饰困难和矛盾之处。没有标准或权威答案,也许未必是件坏事。
重返初衷
    作为一个资助官员,我认为项目是工作的核心和焦点,因此我带来的问题全都是围绕着项目展开的。可以引申出的话题则包括:资助项目的原则是关键;确定资助的标准非常重要;一旦立项启动,关心产出是负责任的态度;聚焦于项目模式是评估的重要内容……我沿着固有的思路观察和思考,直到似乎遭遇到了重要性优先次序的挑战。
    在第一天“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的讨论会上,我听到何老师的项目资助十五字原则,记录为:“可操作、有创新、宜推广、可持续、参与式”。在后面几天的讨论中,反复浮现其中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比如何老师谈到:“宜推广”的表述至少经过两次变化,好像是从“能推广”到“可推广”,再到现在的“宜推广”。从推广的角度,这是一个资助机构从项目中逐渐后撤的趋势。何老师曾经倾心于项目模式的推广,因为基金会支持尝试,找到好的模式得以推广,才能逐渐改善中国教育的生态。
    慢慢的,何老师发现推广工作其实是外在于项目的内容:其一,项目团队应该聚焦于澄清问题、设计方案、组织执行,如果在任务中增加推广,势必需要重新评估资源和能力,可能因此放弃创新,得不偿失;其二,项目尝试出好的模式后,已经完成了使命。要不要推广、谁来推广、如何推广,是另一个课题。可以开放给社会借鉴(当然基金会也可以另外立项进行推广)。按照这种将弱相关元素分离出来的思路,项目设计中只要没有难以推广的特殊条件,就能符合“宜推广”的要求。基于十来年的国内教育项目考察经验,何老师想必也捞回了一批难得的创新模式。
    直到第三天我才发现自己记错了,正确的何氏十五字原则是:“实事求是、创新、可持续、宜推广、参与式”,而且按照何老师的解释,这几条原则还是有先后次序的。这事很有意思:何进老师推敲琢磨“能”、“可”、“宜”的细微差别,慎重调整自己的框架,就像一位精心打磨工艺品的老匠人。那么,这套精心打磨、如同经历生长变迁的标准,对于我这样的后学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向何老师请教“为什么‘实事求是’而非‘可操作’?”“‘可持续’与‘宜推广’孰先孰后?”……可能未必是正确的提问方式。这些原则与何老师多年的实践和积累密不可分,是个性化成果,甚至是一个生长变化的过程(何老师透露,他未来可能会增加一条“以人为本”的原则)。我们可以参考,无法照搬。
    在何进老师的框架中,这套原则的重要性次于他反复提到的、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为福特基金会支持中国教育所订立的目标,也就是所有工作的初衷:
1、让所有应该上学的青少年都有条件上学;
2、让已经上学的青少年能上好学。

    项目讨论中出现纠缠于繁琐细节的倾向时,何老师常常率先跳出,以上述基于社会问题的“大目标”为前提,引导分析在此背景下的问题、思路、资源、方法等诸要素。我渐渐能理解何老师组织的讨论为什么总能给人以启发:执行团队也许会聚精会神于自己所做的具体事情,着急完成任务而忽略了方向性的思考。资助者则需要时刻留意,确保正确的方向,牵引项目团队,尽可能朝前多走一步。这是目标远大的好处(哪怕显得虚一点也不怕)。

资助的理由
    在逐渐理解何老师的思考为什么总是围绕着目标后,我的关注才能回到自己设定的问题:假如是我,会建议基金会资助访问的这几个项目吗?为什么?
    在这次访问的六个项目中,我选择了两个回应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为是,另一个为否。
    Yes-打工子弟学校英语教学改进项目:一家典型的社区NGO,由学者和社会工作者联合发起,基于经验的问题意识浓厚。他们看到城市里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希望从其中一点切入,逐步改善教育生态。最初,他们与大多数NGO一样,也认为自己没有掌握任何资源。如果将资源理解为资金或权力,确实如此。NGO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向福特申请项目支持,反复思考何进提出的问题:“你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想通过什么方式解决问题?你们有哪些资源优势?”过程艰苦,但最终得到了资助。该机构的常主任在介绍项目进展时,谈到的是清理障碍、解决问题的过程,其中意愿、观念、经验、积极性、协调能力……都可以成为资源。为什么要以英语教学为切入口?这不重要。而NGO从感到自己一无所有到遭遇困难充满信心,这种转变很重要。通过具体行动达成可见目标,通过模式展示影响政策调整,这种思路很重要。
    No-农村高中解决非贫困失学问题项目:我感觉这个项目的逻辑框架有点绕:非贫困的失学,很多源于青少年的辍学打工。既然考上大学的希望渺茫,不如干脆早点离校找工作。项目设计从职业教育切入,向潜在的失学青少年传递这样的信息:在高中阶段学习若干职业技能,有助于提高未来找工作的成功率,技工还可以获得更好的薪资水平。以此吸引可能失学的青少年安心回到校园。我相信在立项阶段,申请方应该经历了相当的周折,因为何进老师对项目“说清楚”的要求极高。从设计上看,这个项目与其说要解决农村高中的辍学问题,不如说提高就业效率更准确。“那么,为什么青少年就业问题不是直接从职业学校入手,而要绕到农村高中呢?”在现场讨论中,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清晰的回应。
    对于我来说,回答是与否,背后的理由是一致的:
1、我需要项目能够真切回应其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且在这一点上,执行方与资助方应该具有高度共识。从福特教育支持的角度分析,以上两个项目都符合要求。
2、我需要项目与资助机构的原则吻合。比如,我们基金会在农村社区发展领域的项目选择标准是:项目是否有助于唤起人的自我意识;是否有助于强化人的市场权利;是否有助于增加人的多元化选择。与何氏十五字原则相比,我们的标准背后有明显的聚焦领域特征:减贫发展,关键在于当地人群的变化。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教育项目,未必合适。所以我仍借用何老师的原则做考虑,结果是:两个项目也都符合要求。
3、我需要充分理解项目的思路;换言之,项目执行方要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回答“我为什么如此设计”,而非“如此设计,我有何种优势或资源”。何老师在评论“打工子弟学校英语教学改进项目”时说:“不管从语文数学美术体育入手,我都会支持。我支持的是踏实做事,切实推动改变的人。”在充分理解项目的逻辑、思路这一点上,“解决非贫困失学的项目”没能说服我。需要说明的是:很可能是我(资助官员)的理解力有限,而非项目逻辑框架不清晰,导致这种结果。与何进老师在这个领域的丰富经验相比,我的差距相当明显。这种情况注定会令我错过一些合适的项目,却是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4、我需要明确资助项目的模式,而不仅仅在项目本身的具体产出。关于这条理由,不同的资助机构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关注项目的具体产出,并没有什么不妥。是否看重模式,则关系到资助机构自身的定位。如果站在一个细分行业(教育或扶贫)角度观察,自然会将焦点放在模式上。(在这里,重新回味何老师“可推广”和“宜推广”的细微差别,可以感受到他期望更加准确的定位。)由于我对“解决非贫困失学项目”的逻辑框架都有疑问,更谈不上对模式的理解了。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个人的收获是:本来以为有了资助原则(如何氏十五字),就可所向披靡。等到分析具体项目时才发现,面对资助申请,思考是要分清层面的。

哪种意义上的艺术?
    资助项目的管理和评估,是技术还是艺术?对于资助官员来说,这是个常问常新的题目。
    在这次参访的过程中,我曾向何老师请教关于资助项目管理和评估的具体方法,他的回应是:资助方的项目管理与执行方的项目管理不同。仅止于此,没有更详细的解释。就像一位老禅师,将问题又交还给我。而在数日的参访过程中,我至少得到了两个提示:资助方与执行方的恰当分工非常重要;从资助者角度看,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的区分并非如我以前认为的那么清晰。
    在每次会议中,何老师会有意识将大家聚焦于某一个或几个话题,深入讨论下去。话题的选择似乎比较随机,也许出于执行方报告时某项细节,或者来自旁观者一个令人兴奋的疑点,有时就以典型的何进式询问开始:“(对随访者)你听懂了吗?”“(对执行方)做这个项目令你哪里难受?”在我的笔记上,每次会议都留下这样一个学习要点,是我当场感受最深之处,引发思考,有些地方想法上也有挑战。
    在“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的讨论中,何老师对其中项目产出的部分提出质疑,他认为仅仅罗列组织了多少次活动、参与了多少人次这些数据是不够的。“我希望看到项目的效果。”这意味着要回应到最初的问题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所做的,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初提出的问题”。讨论至此,就可以继续分解:参与项目的贫困生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学生们从项目中感受到什么?参与项目和高校学习同为实践,两者有什么不同?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能否被学生会、团委借鉴?还可以做哪些努力去促进这种借鉴?……通过这样的方式深入讨论,这个我最初认为并无太多亮点的项目,逐渐显露出积极色彩。在最细微之处能推动现有学生组织的思路转变,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已经完成的行动研究项目座谈中,何老师逐渐将讨论引向优秀团队的特征梳理:顺利做完项目后,应该有意识总结团队的成功之道。在团队成员给出“平等”、“开放性”、“互相支持”、“人格魅力”等关键词时,何老师追问“这些其他团队也能讲出来。你们的与众不同在哪里?”执行团队之于项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优秀的团队也都各自的组织文化。从自发到自觉常常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经常需要外部激发。作为伙伴的资助方,可以发挥这种作用。只要资助官员能有意识地将视野从项目本身扩展到周围,就能发现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几场讨论会下来,我似乎逐渐感受到何老师所说“资助方的项目管理与执行方的项目管理不同”的微妙含义。他似乎心目中有张完整的地图,帮助自己从一个个单独的项目跳脱开来,不断回到全景中观察问题。他把具体的执行内容放手交给合作伙伴,重申自己作为资助机构业务核心和目标实现者的角色,保持前后一致的思路,对其项目组合进行拣选、调整、补充和修订。资助方的专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提出正确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评估不是结项后才开始的行动,而是贯穿各个环节之中。接受申请、立项研讨、项目跟进、效果评价,都需要反复提问,协助执行方明确目标,廓清思路,梳理步骤,并不断回到问题的原点。
    回顾自身,我们基金会虽然也以资助为主,与福特相比,距离项目是比较近的。有时从项目设计开始,就参与意见,仿佛成为执行团队的一部分。这样的工作模式有两个原因:一是机构较多定制项目,不像何进老师“从来不主动找项目”;二是希望给予合作伙伴比资金更多的支持。这两点都值得反思。前者可以通过整体规划确立战略,比通过单个项目逐步找到定位效率更高;后者是一个度的把握,过之不及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当然,从项目官员个人学习的角度,还是需要有近距离跟进项目的机会。

“何进style”
    几天的项目随访,对学习者的帮助很大,挑战也大。短时间内的信息喷薄,需要研究项目,理解其中的逻辑脉络,又要跳脱出具体情境,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既想把握何进老师的“道”,也想学会几招“术”,颇不容易。据函思、常江等几位学长介绍,这样的项目回访还算比较温和。何老师在组织立项论证时,气氛更浓郁,研讨更激烈。想必收获也会更大,很让人有忝列门墙的冲动。
    回到我最初的几个问题:
1、假如是我,会建议基金会资助这几个项目吗?
2、假如由我管理这几个项目,会与何老师的管理方法有什么不同?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3、我会如何评估项目执行到目前的产出和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向何老师学习什么?
4、如果这次访问的过程由我来安排和主导,我会怎么做?

    其中有的想出了一些头绪,有的则没那么明确。如果重来,我可能增加一批问题,比如:如何确认真正的社会问题和需求?资助型基金会的项目官员能否建立自己个人的资助原则和标准?假如答案肯定,这些标准可能来自哪里?它们与所属机构的宗旨、战略、目标、文化,是什么关系?资助方与执行方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其视角和思路有什么不同?实践中的资助技艺又要经过哪些洗磨才称得上有效?……等等。
    曾经问过何进老师:我们看到的项目管理模式到底是“福特style”还是“何进style”?何老师回答说:是何进style。这样看来,福特的style是不要求统一的标准化生产,给予何进足够的个性空间,使得他可以发展自己的资助风格。这听起来不算是新鲜论调,但规范化管理和个性风格之间的张力,从来都是机构需要谨慎把握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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