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引发经济学论争

发表于 2007-6-22 23:40:22

气候变化引发经济学论争
潘家华

2007年4月23日
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计算是一艰巨的任务。政府、商界和经济学家也因此对气候变化经济学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潘家华谈到了中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状况以及需采取的相应措施。
"由此可见，对于处于当前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我们不可能立即采取减排行动，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我们也不能漠视气候变化。"

2006年年底，著名经济学家斯特恩向英国政府提交了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报告的具体内容请参考《斯特恩报告的全球变暖警示》），从气候变化的经济代价入手来认识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理性。尽管这一报告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但也存在较为尖锐的经济学论争，引发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经济学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环境、政治抑或经济的理性？

经济分析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和参数的选择。斯特恩报告中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是综合、全面、长视角的。该报告综合考虑了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适应问题和减缓问题等，涉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分析的时间尺度从近期的2010年，到中期的2050年，再到长期的2200年，而且分析采用的贴现率几乎为零，为赞同者和批评者提供了依据。

对于斯特恩报告的分析方法与结论，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环境非政府组织（NGO）等各方从不同侧面，考察了其理性和非理性因素。

由于斯特恩报告的政府背景，英国政府首先表示肯定，并提出促进减排的政策建议，如：欧盟到2020年减排30%，到2050年至少减排60%；扩展和加强欧盟碳市场，与全球其他碳市场进行链接等等。法国政府也表示支持。但美国官方对此不以为然。美国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称，斯特恩报告不过是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中“做了一次努力”而已。由于减排会影响到化石能源的使用，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批评该报告误导了人们，认为斯特恩报告在科学和经济上都站不住脚。

而环境NGO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和支持该报告，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地球之友欧洲部等。企业界对斯特恩报告的反应多掺杂着利益考虑。技术领先的能源巨头壳牌公司明确表示，该公司从各个方面都对低碳发展的前景抱乐观的态度。英国经营廉价航班的Easy　Jet公司，针对斯特恩报告中有关航空减排的内容，强烈反对航空业用乘客税等价格手段促进减排。零碳排放但成本较高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如太阳能、风能行业，则批评斯特恩报告提出的政策力度还不够。

学术界对斯特恩报告的反应也不一，有的积极赞赏，有的则部分乃至全盘否定。斯特恩小组主动征询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Robert Solow）、斯狄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和森（Amartya Sen）的意见，均得到了高度评价和赞赏，认为斯特恩的报告采用低贴现率，重视代际公平，具有经济学理性。英国国内的不少学术研究机构如廷达尔（Tyndall）中心和皇家科学院，也积极予以肯定。

经济学批判：苛求当代人？

但是，也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斯特恩报告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提出质疑。

欧洲大陆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特恩报告的分析方法和假设条件均存在问题。未来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并非一定是绝对悲观的。对未来经济损失采用过低的贴现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斯特恩报告采用的经济学分析模型，不仅过于简化，而且长时间系列简单外推，在方法上也是危险的。即使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确定的，人类社会也会不断适应气候变化，增强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而在斯特恩报告中，最坏的不利影响延续了200年而人类没有有效适应，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主任达斯古珀塔教授从公平的伦理学角度指出，斯特恩报告模型参数设定了0.1%这一近乎为零的极低贴现率，意味着当代人必须要把收入的97.5%用于储蓄留给子孙后代，这根本不现实。目前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其储蓄率也只有45%左右，而美国等国家的储蓄率甚至为负。当前世界市场贴现率多在10%甚至更高；既使是社会公益投资所采用的社会贴现率，也多在5%或更高；因为资金的使用也有机会成本。如果调整贴现率，则结论就会发生逆转。因此，他批评斯特恩报告是一个政治报告，而非学术报告。

美国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也公开反对斯特恩报告的结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曾任总统经济顾问的诺德豪斯质疑道，常规经济学分析显示，最优减排路径应该是开始小幅削减，中、后期待经济和技术进一步发展后再较大幅度削减。但斯特恩报告得出的立即大幅度削减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这就意味着，当代人必须立即承受巨额的经济代价，牺牲当代人的社会福利水平，这对后代人也是不利的，因为当代人不能为后代储蓄更多的资产，包括金融、知识、技术等。

中国的选择：早减，晚减抑或不减？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在总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世界总量的17.9%。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201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排放大国。而且，但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人均排放水平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在2010年以前就会超过世界人均水平。

中国签署了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京都议定书》，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承担减排或限排的义务；但可以利用清洁发展机制，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在中国境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减排的额度卖给发达国家。《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年限是2012年，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始讨论关于2012年以后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分担问题。树大招风，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在国际谈判桌上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但使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0.055%水平的目标，显然偏离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的特定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会严重打压中国未来的合理发展空间。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至少会延续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在2050年之前都不可能停止增长。因此，中国要向低碳经济转型，减排的成本远比想象的大。例如，建筑节能改造需要的额外投资约为15％，可再生能源比传统能源需要额外投资30％以上。巨额资金从何而来？碳捕获与存储技术在短期内成本太高，而且处理过程还需消耗大量能源，其减排的潜力值得质疑。

从另一方面看，气候变化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也可能是严重的。中国持续不断的暖冬和不断加剧的气象灾害，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已初见端倪。冰川融化、雪线上升对我国西北依靠高山融雪灌溉的地区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也必须需要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由此可见，对于处于当前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我们不可能立即采取减排行动，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我们也不能漠视气候变化。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通过深入研究、剖析和广泛宣传，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立场，从节能与减排的一致性上强调低碳发展。中国要加强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尽可能采用低碳技术。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绿色大学生论坛（gsf）王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