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五八（目录版）

-个人和社区的变迁

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和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造成这样的错误：预先假设了不存在的力量或是忽视了前进道路上的 障碍        ---费孝通


内容提要：

这是在阿拉善做社区发展的时候写下的记录，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离开学校大门不久的学生，读了很久的书，一直在和计算机，电路为伍，以为生活已经铺设完毕，顶点就是一个硬件工程师。 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阿拉善，然后这一年，都成了NGO人。现在还是有些不适应，因为不习惯自己身上被打下任何烙印。在阿拉善的日子，真是一个快速成长的时段，贺兰山的铁色，从办公室的窗户望去，能让我呆坐上半晌。
在那里，有一群和我年岁相仿的青年，他们现在活得并不好，是因为自己的年轻还是因为过于纯洁，追求理想？
文章长达3万余字，大概是我活到这么大写得最长的一篇故事了，我还记得坐在村口树墩上晒太阳的日子，和大叔一起为集体放羊，摘辣子。可我的角度依然是一个观察者，对于中国农村，象我这样从小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怀有对贫穷，对土地的感情只是认识的前提。
那些生活在草场，耕地上的人，怎样才能让他们幸福起来，怎样才能让他们成为发展的主体?怎样才能让他们成为平等的公民？

鸭梨

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和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造成这样的错误：预先假设了不存在的力量或是忽视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费孝通



引子：1958年，民勤人开始修建红崖山水库，这是亚洲第一大沙漠水库，距离青土湖约100公里，其建设初衷是减少蒸发和渗漏，保护水资源。在北京，毛泽东开始进行全国动员，“大跃进运动”开始进入历史视野，农村人民公社陆续成立。同年，陈建设的父母背着长女，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迁徙之旅。他们从甘肃的民勤县徒步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内蒙古阿拉善旗豪斯布尔都，接近阿拉善地区的时候，风雪肆虐，他们被一户好心的牧民收留，滞留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陈建设的父母考虑到前路坎坷，生计难保，将自己的女儿留给了这户牧民，然而小女孩难以适应牧人的生活。即使当时她并未完全参与到民勤当地的农耕生产当中，生活方式的转化应当不至于给予她太大冲击。她最终和父母一起完成了这段迁徙，在更广袤的草原上找到了自己的土地。

当时中国实行的户口制度并不严格，阿拉善地区地广人稀，能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虽然民勤县出动了一部分民兵来拦截流失人口，但人对于生存的渴求显然不是任何权威力量可以阻挡的。陈家的经历并不是民勤当地社区的一个特殊个案。为了满足最原始的生存需要，民勤绿洲，这个中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在1958年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流动。紧跟着这一年的，便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决策层忽视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政策的出台基于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局部的实验，其结果是导致三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存的机会。
中国的乡土社会本由血缘维系，狭小的社区系统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圈子，生于斯，长于斯，不知秦汉，成熟的社会经验经由代际的更替来继承和发展，背井离乡在传统观念看来总是一件悲惨的事情。陈建设的母亲本是民勤县一个乡的领导人，属于当地社区中有脸面的人物，然而当时统帅社会发展的“三面大旗”破坏了社区的经济基础，耕地上产出的粮食因为某些领导人夸大粮食亩产量而陷入不敷出的地步。农民，即使是某些政府派出的代表人，在无法从土地中求生存的时刻，也不得不叩别祖宗的坟茔，去他乡开枝散叶。
他们最后的落脚点是阿拉善地区的豪斯布尔都牧草场，那里牧草繁茂，人骑了骆驼走进去，都能隐没在这无边的草场里。而陈建设的故乡民勤-他血缘意义上的籍贯-在汉代曾是匈奴人的牧场，是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所在。根据《民勤水利志》记载：这片狭长而平坦的绿洲带，因石羊河的冲击而形成。汉代时河水充沛，终端潴野泽是中国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内陆湖泊。至魏晋时期，由于中游人口增加，石羊河水便省武威入姑臧（中游两地名），下游民勤水势减弱。而后每况愈下，到清朝后期，潴野泽早已分为上百个湖泊，其中约100平方公里的青土湖成为了石羊河的尾闾。1949年之后，农村的水利事业在公有制度的保障下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并进而扩大了可灌溉的耕地面积。石羊河上游的武威、凉州的人口和耕地在20世纪50年代暴涨数倍，10余座水库在民勤上游修建完毕，这种开垦和建设并没有纳入政府的有效规划之中。上游的人首先要保证自己生存，于是大部分水被截流。58年的水库建设，让石羊河的终端变成了红崖山。当初建库目的是减少蒸发和渗漏，保护水资源，但此举也直接导致了青土湖的最终消失。政府对现实情况的分析偏差，即使是些微的，经过时间的放大，却成了后人无力承担的耗费。

鸭梨

第一次搬迁：

陈建设的父母和当时尚年幼的大姐约在59年的春天抵达此地，此间的艰辛从陈建设的嘴中道出，已经是不着切身痛楚的只言片语。陈家的一个舅舅是牧草场的一个噶查长，有能力给予这些初来乍到之人一定的照顾，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并不应被看作是滥用职权之举。中国的乡土社会结构由礼制维系，注重各种关系间的差别对待，孟子对“兼爱”甚为不齿，所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对待自己的家族成员和对待外人必须有一定的差别，以凸显社会的秩序。一个人对待自己的亲戚礼遇有加，是符合儒家传统价值的。孟子评价舜：“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陈家舅舅受教于根深蒂固的乡土传统，这些传统系经由出身于乡土的士绅阶层的选择传播，保留了儒家价值观中关于齐家后有天下的概念。无数中国人受益于此，又因受益的程度不同，纠纷，群殴，乃至革命层出不穷。陈建设的父母已经在经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他们受益的观念基础，在陈建设的两个孩子的时代，很有局部性分甭瓦解的可能。

68年之前，陈家已经添了两个儿子，此前他们一直以给本地的蒙古人放牧来维持五口人的生计，66年养羊开始纳入到这个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羊作为生产资料，归属大集体所有。中国农村公社化之后，所有耕地由集体耕种，每户也还留有几分自留地。为了合理评价与兑现个人及家庭的劳动贡献与价值，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产生了农村生产队的劳动工分制度。根据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和各个成员的性别、年龄、体力、技术水平和劳动态度等，进行民主评议，确定每个人应得的工分，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依据。个人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个人一年的工分总量和分值。因此，工分就是社员维系生存之要素。在牧业地区，放一天羊一个工分，一个工分6毛钱，这又涉及到一个工分值的概念。每年年终分配的时候，根据生产队收入的多少，去掉耕作的成本，留存积累，然后根据全队工分的总量来决定工分值。在牧草场，一个全劳力一年下来能分200多块钱，可以维持8口人的正常生活。一个家庭主要的经济支出包括吃，穿，教育以及生产费用。在大集体，生产费用不产生，上学也是免费的，主要支出是过节买些油烟酱醋，平常穿衣。吃粮有粮票，当时五角钱能买三斤大米或者六两肉，一个全劳力劳动一年，可以挣得1200斤大米，满足口粮所需绰绰有余。穿衣则有布票，一定工分核算一尺布票，一年下来大人和孩子都能有几身新衣服穿。

1968年陈建设出生，这个家庭的最终人口定格为六个人，一对夫妻，四个孩子，家庭结构非常简单，虽然缺少大家族的支撑，但也减少了亲属间摩擦带来的不必要损耗。工分制度78年结束，此时中国的人均寿命是68岁，1949年的人均寿命则是35岁。这一年陈建设刚十岁，根据当下的人均寿命来计算，他非常幸运，生命才刚刚展开，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赵陈建设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关注社会公平，这或许是一个朴素的要求结果均等的想法。但是，高考制度业已恢复，他的想法会经过时间和经历的锤炼而逐渐成熟起来，高考还会给他一个均等的机会，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学院派的专家，终日为论文的发表而劳心劳力，或者经由四年的大学教育，成为一个实干家，或者，就是一个普通职位上的平凡人，但是这和他父亲的生活和经验已经有了天地之别。陈建设做好了打算，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中国政法学校是他的第一目标，法律被他认为是实现平等的最有力手段。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出色，如果生活日复一日的继续下去，他很有可能按照自己计划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实现理想。从某个角度看，陈建设又是不幸的，因为他生在一个变革的年代。乡土中国相对静止的社会结构本能保证人的生命按照设计来完成，老年的人能看到年轻人的一生，每个人的幸福和痛苦，选择和犹豫都是重复的，陈建设可以从父亲或者更年长的人那获得指导。可是社会的剧烈变迁从陈建设父亲那个年代便已经开始，经验必须紧跟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陈建设在县里读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能再指望父亲的经验能帮助他应对人生的选择。

1978年，陈建设十岁，在读书的间隙，他可以为家庭贡献一定的劳动量。在农村，7，8岁的孩子便能为家庭的经济活动做出贡献，及早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对于他们日后成长为合格的劳动力是有益的。陈建设或者不会属于农村生活，但在土地上长起的人，掌握一定的农业技能将是未来最切实的保障。在牧区，劳动技能会相对简单一些，牧草场疆域广阔，被分为夏草场和冬草场。秋天的时候，全家人会把家当堆在牛车上，赶着羊和骆驼去游牧，游牧期持续3到4个月，这期间，夏天被消耗的草场能够得到休养恢复。因为处在沙漠地区，陈家没有马。牲畜则属于公家所有，每年集体都要宰杀一定数目的羊以保证草场合理的载畜量。这些年里，草荣草枯，羊如云朵一样缀在广袤的草场上，陈建设看得到自己的未来。

鸭梨

机会之门：

在中国的南方，安徽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已经从地下走到了地上，成了全中国农村应该借鉴的经验和应该被复制的未来。政策制订的过程是谨慎的，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本不应有统一的生产力发展

手段，只是从上到下的政策思维已然定型，人民对于个人生活的主宰力度几接近于零。陈家及其所在的牧草场概莫能外。草场被分化成不同的区域，承包给个人放牧经营。家家户户都无偿地得到了自己的草场，大集体解散了了，大锅饭不吃了，游牧生活成为可追忆的历史。所有的牲畜也根据个人意愿，承包到户，协议20年还清个人承包时的欠款。

人们几乎无可能估计到20年里社会环境的变迁，看到的只是指日可待的富裕日子。当个人富裕的程度直接与个人劳动相关的时候，热情被最大程度的激发起来。家家户户都想把自家的羊繁殖到最多。如果要指责农（牧）民缺乏长期考虑是不客观的，正是因为这些生产活动的不确定性，才使得人民必须把可见的利益作为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这不比干部工人拿工资，到了日子就一定能领到薪水。当生产的风险必须由一己当承担且没有任何补偿时，任何指责都是苍白无力的。承包制作为一个发展制度过于单薄，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在分割后的牧草场，由于经济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载畜量超过合理的标准只是一个时间的早晚问题，自然资源的退化明显且迅速，在陈建设的童年，腾格里沙漠中还生长着可供放牧的疏草，而到了1986年，为了维持生计，牧草场的人不得不面对再一次的搬迁，他们之中大多数的人来自于甘肃民勤，历史的某些片段惊人的相似，灾难的表层原因也许是迥异的，但实质是不是都是出于决策层对基层信号的不准确分析？如果再考察一下基层信号和最高决策层间的“信号通路”，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错和狡黠的政治手段，也许正是少年陈建设渴望长大后学习法律

的动机。

在中国地理意义的农牧分界线上，贺兰山以西，承包到户的制度也改变了大多数牧民的生活。过度放牧，滥挖中药材等经济行为的后果，在短期内实现了个人收入的增长，而发生在1985年和1987年的两次搬迁却是对承包到户制度缺陷的反应。在牧区，草场分干到户的行为类似于在农区，为了体现结果的绝对平均而把集体所有的农业机械当成废铜烂铁卖掉，从而“公正分家”。这种资源浪费的行为根源于产权制度的不合理，在集体大锅饭和分田单干之间，小规模共同管理

似乎更能适应牧区草场的规律，可惜中国的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过于庞大，基层信号本身的特异性就很强，再经过繁缛的行政层级的选择和过滤，政策制订的基础就不容乐观。然而，现在的分析是基于过往政策的偏颇而不是错误之上，中国人从改革当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又将改革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全部归结在发起改革这个行为本身，可以视为尚未过河，就动手拆桥。经济基础的变动引发的意识形态之争，动摇了一代人的信仰根基，普通人习惯于把社会变动中不好的一面归咎于改革本身，儒家的传统要求人人安于自己的位置，克己复礼，权利和财富的占有依靠继承而不主要是个人能力的高低。当市场的力量让一些敢想敢干的人率先富裕起来时，中国人不相信个人能力的习惯性思维开始作祟，对财富合法性的质疑引发了民众的不平等感，而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依靠权力和资源而暴富的行径又加剧了这种愤怒，引用时下流行的一句电影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八十年代初，初中学生陈建设和成年人一样，浸染在社会的快速变迁中。领导层希望能尽快解决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问题，并且用发展的成果来推动民众现代意识的更新与重建。但领导层的确高估了市场化的力量，它并不是包办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个人思想的困惑在不健全的经济发展中愈发严重，这就好象一个人胃痛，你没有分清究竟是胃寒还是胃热，就下了一锅猛药，不对症的结果便是病入膏肓。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陈建设的未来不可能按部就班，他的人生会跳转，至于跳到哪一步，他无从预测也无从控制。但陈建设又是幸运的，在1985年之前，中国教育

系统的收费还及其低廉，他不必担心自己会因为负担不起学费而辍学，而这样的例子，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农村，在陈建设的女儿这一代，比比皆是。

1984年，陈建设已经是初二学生，成绩优异，离理想的实现似乎只有时间上的4年而已。每个周末，陈建设都会回家住两天，在学校住读毕竟是件辛苦的事情。有一个周末，他回家之前把自己柜子的钥匙留给了同学。而就在他回去的那天晚上，这几个孩子翻墙从学校跑了出去，溜到了县武装部，偷出了一把手枪和几发子弹，回学校之后，他们寻思着找一个藏手枪的地方，思来想去，便搁到了陈建设的柜子里。武器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夺人性命的工具，对于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男孩通常从小便有一把手枪玩具，国外的家长不会给孩子买枪支玩具，以避免他们对武器有错误的认识，而在中国，喜欢玩枪被视为男子气的表现，一个男孩子小时候没有玩过手枪，似乎长大后就不足以成为一个男人。偷枪事件很快被公安机关侦破，又赶上上个世纪每年一次的严打，这几个孩子一下子从祖国的花朵变质成威胁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陈建设有男孩子间惯有的义气，他还看不清自己的选择会给他的未来造成多大的影响，站在校长面前，他什么都不肯说，于是被当场开除。陈建设渴望能回到教室上课，能参加期末考试，然而受教育的权利看起来是可以轻易被剥夺的，于是在学校单独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到了牧草场。人生的一扇门已经向他关上，如果真有另外一扇门向他打开，那也不太可能让他抵达中国政法学校的课堂。个人要想在社会中通过不同的形式达到同样的目的，那必然是在一个公共资源相对丰富的社会，而不是在上个世纪末的中国。

见鬼

见证！！决策失误！！！

鸭梨

第二次搬迁：

陈建设在豪素布尔都牧草场放了一年羊，怎样为自己的理想寻找出路？还是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在牧草场经营自己的生活？陈建设还没有想出一个子丑寅牟，牧草场的第一批移民就开始了。中国有句古训：树挪死，人挪活。牧草场的自然环境在落实“承包到户”后的2年，即1983年开始持续退化，无法承载其上的人口和牲畜，如果不分流一部分，最后的结果就是草场变成沙漠，所有的人口都必须迁离以寻求生存机会。苏木（乡）政府开始寻找出路，他们看中了这片叫做查汉滩的地方，向自治区申请迁移一部分牧民到查汉滩进行农业生产。查汉滩光从“滩”这个字来看就和水有密切联系，它的形成是因为贺兰山的洪水冲积。现在珠很高勒组就有一座桥，虽然水道是干涸的，但每年的6-9月，就要开始防洪。当时这里是牧草场，地质队在这里做了一些开垦试验，开发了一批耕地，再加上此地通电通水，政府通过制订一些优惠政策来吸引牧民搬迁到查汉滩。85年来了第一批搬迁户，政府出了搬迁费，3年内水费，电费，农业费用都不用交。移民则出了材料费，搭建了一些简易棚子，三个多月后，这批人陆续盖起了土坯的房子。第二批移民1987年来到查汉滩，政府这次只出了一半搬迁费，这批人是自己想要下到查汉滩，而第一批人则是在退化的豪素布尔都牧草场无法生存下去，政府为其寻找了出路。许多牧民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查汉滩打望一眼，住上两年，实在不行再回去放牧。当时的查汉滩还是有些草的，经过一段时间，养殖业不断发展，牲畜太多，草场退化了。搬迁下来的移民携带的牲畜非常多，几百上千的数量。当时陈建设家有30多只骆驼，600多只羊。来查汉滩前卖了一部分，但是规模也比现在大上许多倍。陈建设家刚来查汉滩的时候，现在的珠很高勒组叫做豪社。从前这个地方是属于西林郭勒苏木的，第一批的搬迁户是是免费给地。第二批搬迁户一亩田花35元钱。到这以后开始做了土地承包，签了30年不变的合同，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权，但土地不能外卖，可以出租出去。刚过来的5年，这些搬迁户还是属于豪素布尔都管，然后交给了木仁高勒苏木，接着又转交给查哈尔管理区，分配了珠很高勒这个名字。02，03年又回来了西林高勒苏木，叫做乌达木塔拉噶查，牧草场属于左旗农牧局的。后合并成乌达木塔拉噶查。属于吉兰泰镇。

85年社区刚形成雏形，那一年的沙尘暴也特别严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老一辈的人说：“没房子所以住的是小帐房，早上起来时被沙子埋的厚厚一层，有时候鞋都找不着，还得刨沙呢，苦啊！”

鸭梨

打破均衡的外来力量：

A陌生人来了

草场的退化对牧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查汉滩绿洲属于农区，社区里的人基本是以农业种植为主，2000年之前，农业税收比较多，农民负担较重。2000年国家有了免税政策，2004年正式启动废除农业税。从2004年就开始有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业的利润空间增大，社区内的人有了活头，然而开荒种地，过量抽取地下水漫灌，砍伐天然植物做薪柴，以及破坏性挖掘中药材的行为，又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并使得社区的经济活动停留在资源的损耗和退化上。1998年，一些外国人走进了查汉滩珠很高勒组，他们来自澳大利亚，带来了一个五年的中外合作项目-阿拉善环境整治和管理项目。它有一个长远的直接目标-制定一个社区和机构的可持续框架，以协作的方式在阿盟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文绉绉的字眼村民不懂，村民理解最深刻的就是这些外国人有钱，是政府引进来投资的。投资做什么呢？村两委会的成员之一，黑黑瘦瘦的宣传委员老李说：做环境保护呗，村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些利益。2001年4月，澳大利亚援助办公室开始在珠很高勒组做项目，村民都叫它做澳援办。到了2004年，又来了一群中国人，他们来保护环境，村民们不干了，说“你们保护环境，还管不管我们的死活？”村民们叫这个组织做SE，虽然组织的全称是SEE。村民们很难分清这些社区外的人，他们做的项目又各是什么，他们会说那些项目做得好，至于这个项目是哪个组织做的，他们则需要拍着脑袋想上半天。

B满地跑的项目

这些外在力量的加入就象一个杠杆，撬动了村民的利益雪球，雪球想要越滚越大，怎么变大？雪球大了之后会如何？会分散。

这个社区一共有59户257人，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符合国际上一天一美圆的温饱标准。对于这些外来人的项目，无论最后实施效果如何，村民会有个客观的看法：这些人做项目的出发点是好的。

鸭梨

项目1 谁借给农民钱？

农村社区发展的阻碍，很多时候和资本的缺乏相关。根据1996年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农村金融应该是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分农金天下。但是十年改革下来，却变成了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只剩农村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本来它的职责就是贷款给农民，但低收入的农民往往是贷不到款的，因为信用社把吸纳来的存款一般都贷给了乡镇企业和政府，即使贷给农民，对象也仅限于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民。急需用钱的农民只好求助于高利贷。

1993年茅于轼创办的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会”则是动员城里人出钱，以每月1％的利息向本村村民发放贷款，贷款最多的不超过4000元，这一利息远低于社会高利贷每月3％至15％的利息，而且用于看病和上学的贷款不收利息。这个互助基金由“扶贫基金”和“利息基金”两部分组成，两者的区别是：“扶贫基金”出资人不收利息，而“利息基金”出资人以最少一年为限，并付给年息6％的利息，不管“扶贫基金”还是“利息基金”，出资人都可以抽回资金，不过得提前半年通知农民。 基金有严格的章程和管理办法，委托给由村民选举出来的3个人管理，每个季度，基金的使用情况、账目都要向全村村民张榜公开一次。基金从最初的500元发展到今天的11万多元，共有41人出资，共收到76笔汇款，贷款给村民541次，其中近1／3的借贷没有收利息。专业人士也提出了民间资本投资于低收入农民的3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小范围里展开，因为在一个村里，村民间彼此了解，信息透明度高，投资人的风险小。二是要有严格的监管体制。三是要民主选出办事公正、有文化、有能力的管理者。从１９９３年到现在，除了茅于轼老师本人和他的亲属外，已经有很多人参与其中，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龙水头村的几位村民，他们曾经是受益者，现在则开始助人。这个转变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澳援办做的春耕信贷项目，属于项目小额信贷，有项目期限。它并不求助于社区外的民间资本。而是由澳援办提供所需的本金。所有社区居民均享有借贷的权利。

“小额春耕基金在珠很高勒组共实施两年，是为了缓解春耕时节农民资金缺乏问题而设立的，因此信贷额度相对较小。项目实施的第一年，贷款额度为1500元/户，第二年为2000元/户。以每月6‰的利率收取利息，所有的利息都交还澳援办。基金的运作通过澳援办在村中的协调员来完成，有贷款需要的村民向基金协调员申请，由基金协调员来完成信贷。基金基本顺利的运作了两年之后，澳援办需要资金实施新的项目，就于2003年停止了小额基金的信贷项目”。

如果春耕不是每年农业活动的肇始，或者社区的村民已经富裕到不存在资金缺乏的情形，又或信用社的贷款已经向所有的借款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那么SEE协会的“社区可持续发展基金”就没有产生的需要了。社区居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资金的持续注入，在外界力量撤走之后，个人的发展到哪寻找资金支持呢？如果社区自身拥有公共积累的功能，那就是最好的了。

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基金由政府，协会和村民三方出资。只有参加此项目的人才有借贷的权利。政府的资金规定项目实施三年后要村民返还，如果运行顺利，则项目资金一直在嘎查内循环使用。于是项目在第一个子活动舍饲养殖时就提出将政府的40%和协会的20%部分资金作为社区发展基金来滚动使用，但当时村民极度不同意将资金交给管委会来管理，一是村民想占便宜，希望资金能到自己手中；二是村民对此缺乏认识，在召开村民大会时，很多村民的意见是“谁知道钱交给管委会几个人，他们会怎样处置这笔钱”。

协会组织管委会成员去了趟贵州古胜学习当地人的发展经验，陈建军亲眼看到古胜村民信贷基金的运作，有些触动：“原来小额信贷是这么好的一件事，自己既能借到钱解决生产上的缺口，又能收回利息促进集体的发展。我们每年给信用社的利息都要好几万，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小额信贷，自己把钱留给自己。当初SEE生态协会来做工作时，我们一个是一心想着套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另一个是我们以前做过澳援办的小额信贷项目，操作模式跟这里不一样，因此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想这件事，现在想起来真后悔，虽然钱都装到各自的腰包了，但SEE的百分之二十却没有发挥到最好的使用作用”。回到阿拉善后，盟委杨书记再考察项目点时，村民说：“以前我们是想着怎么样套SEE协会的20%资金，而现在我们是想着怎么样把政府资助的40%部分的资金用好。”

在这个项目中，协会出资15000元， 30个自愿出资的项目户每户入股500元，共计三万元。这三万元小额基金完全由管委会自主管理，并由管委会讨论制订了借贷规则。规则如下：

1入股户通过抽签确定顺序，分三批借贷。每批十户，每户贷款额为三千元，贷款期限为8~12个月。

2贷款户按照每月6.6‰的比例交纳基金管理费。其中，协会配比资金部分的管理费归管委会留作社区公共发展资金，维持基金的正常运转。股民入股资金部分的管理费归入股户所有。

3出现还款不及时的情况时，由项目管委会通知并召集全体入股户上门催款。如不能追回所欠本金，损失由所有入股户共同承担。

4管委会负责基金运作，每年度张榜公布基金运行情况。

这里的村民最聪明的在于他们惦记着协会匹配的500元资金的利息，因为如果将来此项目停止后，村民自己入股的本金肯定要归还给村民，但是项目方配比的本金一旦收回，这笔资金利息归谁所有？管委会于是建议月息6.6‰的利息中2.6‰归入股村民分红，4‰归项目管委会。

于是在这样的准备会后，管委会同村民召开会议，并经10余天的交流和讨论，最终有30户入股，未入股者主要是认为觉得每批借贷3000元太少，而且每次要轮两年才能借一次，所以也不愿意借贷。

鸭梨

项目2 种树防风沙

查汉滩是一个绿洲农业区，距离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也就一百多公里的距离。每年春季，蒙古冷气流南下，形成大风天气。地表稀疏的植被无法固定土壤，大风一吹，沙土颗粒也跟着升了天，沙尘暴来了。这样的天气一般从3月持续到5月初，有时候刮一天，有时候刮三天，风大的时候，满地都飘着土，人也别想出去干活了，就窝在家里等，靠天吃饭在珠很高勒表现得尤其明显。

阿拉善

地区的春天，长江以南的人无法想象，春天未必是一个万类竞自由的光景，风沙一来，村民的农作物也死了大半，1000多亩的耕地中，630亩左右严重沙化。澳援办考虑到林带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使农作物有一个较好的生态环境，提高作物的产量，当然这最后一个目的因为涉及因素过多，无法量化。又根据资料提供，防护林可以保护面积相当于树高十倍的土地。在利用了NGO惯用的PRA分析之后，他们拿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从字面上来推敲是完美的，实施后，直接受益的农户有17户，同时整个噶查，妇女群体，

贫困

家庭，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都能从中得宜。澳援办免费提供树苗，并提供给村民100元/亩的浇灌水电补助费用。同时为了保护新种树木不被牛羊等牲畜破坏，澳援办还出资为所有的树木拉保护围栏，对林木进行保护。这个项目开展以后，效果不能说不好，老李说，在防护林种植之前农作物有80%被风沙打死，他家的防护林已生长2年多，成活率很高，现在幼苗几乎100%的成活。

一个项目，很难直接用可见效果来判断成功与否，即使现下是有作用的，但是否能持续呢？在珠很高勒，自然降雨还不够蒸发的量，要让树苗长成防风林带，需要大量的地下水灌溉，成活之后用于维护的灌溉成本也很高，再加上最近两年，在风沙口建起了一些工厂建筑，间接降低了风沙对农田和民居的危害，村民对于防护林的维护就不怎么上心。在澳援办的项目建议书里，针对林带的抚育

管理

，负责机构/负责人一栏里写到：第一，二年专人管理，以后谁受益谁管理。在可能的具体风险一栏里写到：不能够持续下去/被偷，病虫害（天牛）。四年以后，谁受益谁管理的漏洞出来了，公路林的受益群体过于宽泛，怎样准确定位受益群体？怎样落实权利，利益和责任？如果目前的情势对防护林的要求降低了甚至消失了，或者说农民处于一种得不偿失的地步，那防护林的大面积死亡就是顺应

发展

的结果。现在澳援办做的公路林带和防风林大概各有四五家还维护着，老李是党支部委员，说到公路林带，他会考虑到绿化之后道路好看了，上面来检查也好看。

政府也鼓励农民在自己的田地里植树，这是05年推行的退耕还林政策，洪金宝的三爹种了些树，政府每亩给800元的补贴，要求持续种八年，每年林业局的人来检查，合格了便给补贴。洪金宝的三爹是个喜欢伺候庄稼的人，说话慢腾腾的，但眼睛里却透着一股庄稼汉的精明，他算了一笔简单的帐，种一亩玉米，去年有1000多元的收益，种棉花，有2000多。相比之下，种树就不划算。老李也在自家的田里种了树，成材之后，报林业局批准，伐了卖掉，一亩地能挣上个4，500的样子，加上政府的补贴，也有个1200，1300的毛收入。

鸭梨

项目3 羊，能源和不得不说的厕所
陈建设和他的两个兄弟陆续结婚成家，都住在这个社区里，彼此之间也就是街道之隔。陈建设也成了一个父亲，抚育着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他的二哥陈建军是以前噶查村民委员会的主任，澳援办来到社区以后，陈建军成了代表社区利益的负责人。社区中，每户人都养了些羊，少数人还养了牛，草不够，村民们就去牧民的草场里放，经常为此和牧民发生口角。噶查87年出面拉了一次围栏，刚开始还有些效果，然而生存的压力显然不是能被铁丝束缚住的，围栏2年不到就被破坏了，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06年，这次国家出面，投资，继续围。惩罚措施变得严厉起来，如果有人破坏草场，一旦被发现，按照破坏的平方公里数罚款。而87年的时候，噶查的相应制度是不严格的。陈建设说：“如果中国提前10年开始对生态有相当的治理的话，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珠很高勒和牧草场属于一个噶查治下，冬天农区的人正值农闲，有的人出去打临工，跑运输，更多的人在家打些一毛钱一圈的小牌。劳动力的确闲置了，对于中国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来说，在农闲季节，究竟是娱乐一下好呢还是找点副业赚些小钱贴补家用好呢？这时候，牧区刚下了羊羔，饲料草缺乏，而农区种植玉米，有大量的秸杆资源可利用做饲料。于是澳援办便提出了羔羊育肥项目：为12个贫困户提供了各十只羔羊，进行舍饲育肥，育肥三个月后按计划出售，并提供一台草料粉碎机。在就近的牧区确定结对牧户，为他们提供小尾寒羊种公羊与当地土种母羊杂交，培育性能较好的后代作为育肥羔羊的来源，从而可充分利用农区的秸杆资源提高农民收入，又通过提高母畜繁殖率来降低繁殖母畜数，引导牧区走集约化经营之路，间接或直接地减轻牧区的草场压力和提高牧民收入。澳援办做了成本利润分析，三个月的育肥期需要的料，草，10只羊羔共需540元。按照每斤7元的价格算，一只30斤的羊可卖210元。因此每户的预期利润是210*10-540=1560元。他们也做了风险评估，比如购买羔羊的价格和资源，出栏时的市场价格波动等。在应对货源风险上，采取了签定供应合同的方式，在预防市场行情变化过大的风险上，没有具体可操作的办法，只能说是注意市场信息。澳援办为每只羔羊提供了100元的补助，在真正面对市场选择时，杂交羊并没有任何价格优势，2003年一只羊平均获利20-30元，04年则基本不获利，05年如果不考虑补助，每只羊亏损40-50元。之后羔羊育肥计划停止。
SEE协会在社区开展了舍饲养殖项目，当时是用了PRA的方式评估了村民的需求，问村民想做什么项目？一致回答：养殖。有啥别的想法？没有。邱建玉说，在协会进来前几个月，噶查的人来宣传，说有这么个组织要来，做养殖项目。于是村民便一致认定了养殖。对于舍饲养殖，村民提出的要求是：改变草料的搭配，改造棚圈，改良牲畜品种。这三项工作主要由管委会来完成，协会主要起到是信息联系和提供的作用，并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单就项目的内容来说，与澳援办相比并没有什么新意。羊还是小尾寒羊和本地羊的杂交，牲畜被圈养在围栏里，每年的11月到次年三月，田里的作物全部收割完毕后，牲畜可以放到田里，吃些地里的杂草和收割玉米后遗留的玉米叶子。协会的特别之处在于让位于项目管理委员会。项目的主体是谁？有的时候想不清楚，想清楚了又未必能做到位。这一次，在协会联系的专家指导下，管委会自己制定了圈舍标准，牛羊的品种，确定了第一批养殖项目的出资标准。这些事情看起来并不难，真正在一个人情社区里做起来，其中要协调的利益关系，要遵守的管理原则和圆滑的世故就多了去了。有些人起先想套协会的钱，提交了项目申请，看到管委会制订的规则太细致，心想这钱也不好套啊，然后退出。等那些项目户开始修圈舍了，瞅着不错，又想中途加进来。这样的事，后来验收牛羊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羊只不达标有想拿20%的补助。先不肯担风险，看着不错了就来求管委会的人通融。中国的乡土社会都是打断胳膊连着筋的，能不能通融了？通融之后有什么后果呢？管委会有人想通融，有人当老好人不表态，有的人梗着脖子坚决不干，最后管委会形成了一个决定：在圈舍建造时已经严格执行了程序和协议，如果在牲畜标准上让步，那么前面未能得到圈舍资助的村民会有意见，会导致村民认为管委会没有诚信，对管委会的工作会造成大麻烦，更不要说已经同协会和政府签了协议。在协会和政府项目官员协调后，管委会的内部的争论和交流后，最后达成一致，限期让羊只不达标的农户购买达标羊只，否则收回原先资助的圈舍资助款。
社区里基本每户人都在养羊，但数量最多的也没有超过150只，一般家庭大概就在20只上下。有十几户人组织在一起，每户轮流值班一天，将羊赶到田间地头放牧。但除掉放牧之外，基本还是农户分养，利润空间很小，但是可以作为家庭的应急之用，比如给孩子交学费。至于这十几户人会不会最终形成一个紧密的专业合作组织，似乎只是个机会上的问题。
为了减少村民的燃料消耗，澳援办投资做了沼气，沼气池的修建本是一个专业性的技术问题，最后却交给一个土专家来做，而这个所谓的土专家，是本地一个村民的亲戚，甚至他连土专家都算不上，只不过是家里做过沼气池。最后，澳援办全资上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项目，即沼气池，厕所和保温棚。整个面积必须要不小于50平方米，厕所的地要铺地板砖，内墙铺瓷砖。保温棚必须是水泥裹出来的。整个村一共有29户参加了三位一体项目，这个地方每户人都是一进房子，进门即是一约莫60厘米宽的走道，走道尽头是厨房和吃饭的地方，一般也会放一张炕。走道两边各一间房，屋内没有厕所。种地的时候，村民一般在田间地头就解决了这些个人问题，平常在家，或者在院子里找个隐蔽地方解决，或者走远些，去距离社区约200米左右的沙地里去解决。如果说不方便是肯定的，冬天天气冷，谁都不太愿意走那么远去解决三急，况且此地的院墙都比较低矮，稍微站得高些，四面的情景就一览无余。29户人，家家的厕所都做了，但最后只有一户能使用。陈建设家也参加了这个项目，只是项目开展得比较晚，9月份开始做三位一体，10月份村子里就要开始收玉米，陈家厕所的门没有装上，地砖也没有铺，按照澳援办的规定，哪些部分没有做就扣哪部分的钱，陈建设家被扣了300元钱。而完全按照澳援办项目规定做出来，没有扣钱的，有三家：洪金宝二爹家，赵英财家，陈建军家。至于澳援办提出的厕所要求是否合理，是否有商量的余地，是否农民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参与到项目前期的需求分析中，陈建设倒不含糊：“如果不装这些东西，就不符合别人的要求，这是人家给的钱，就要按照别人的要求做，没有理由提出自己的要求，也不好意思提。”在珠很高勒，居民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全部为机井开采的地下水,井深在110米左右.农业用水通过管灌系统输送至田间地头。生活用水则通过水窖系统以自来水的方式输送到村户家中,之前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处理. 水质很好,为甜水,很多人都习惯直接饮用.由于水资源有限，不可能和城市居民一样，将自来水引到厕所里。要保持厕所清洁就必须用桶装生活污水冲洗。冬天天气寒冷，水冲过就容易结冰，几乎没有办法用。当时做厕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集沼气。厕所盖好了，粪便就可以直接入沼气。陈建设说：“厕所应该是有用的，人家的想法不是不好，但实际运作不好。你要是用这个沼气，厕所就自然能用上。”当时澳援办对沼气池的设计中，有一个塑料棚覆盖在上面，因为是全封闭，里面很热，温度一高，沼气的收集就会比较好。陈建设说当时都上了塑料棚，夏天取掉了冬天就懒得安装上去。冬天温度低，利用价值不高，必须烧暖气，做饭烧水在暖气炉子上就可以了，用的燃料是少量的煤炭和玉米芯。
保温棚则是水泥全封闭的形式，上面有塑料大棚，钢架结构。这个设计是为了让羊过暖冬，天气冷羊容易掉膘，但社区中的保温棚在验收合格后，夏天温度高取下没用，冬天有些人家就没有再上塑料棚，羊就这样过冬，陈建设承认这样做会让羊掉膘，但是掉不了多少，如果为了产羔，也就是一天，过了就好了。他同时也承认之所以不上大棚是因为人懒，惰性强。。陈建设认为9-10月份产羔是最佳时机，5，6月内必须出栏，3，4月是价格最好的时候。因为在牧区的羊，这恰好是最乏的时候。青草还没有，黄草吃完了。5月份羊已经吃上青草了。在农区养羊就是这样，舍饲养殖有棚子，不会冷。让羊吃2个月的奶，其他都是吃饲料长身体。这样就可以错过牧区的旺季，找到农区销售的最佳时机。
社区每户人家，几乎都有一个太阳灶，这是澳援办捐赠的设备，由村民自己去吉兰太镇取回。这些太阳灶安装在室外，在查汉滩这样的风沙区，在屋外做饭无异于与沙共舞。何况这些大家伙全水泥打造，需要根据太阳的位置来调节角度，做一顿饭还需要一个壮劳力来调节灶具，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太阳灶基本上处在一个下岗的状态，夏天的时候发挥下余热，为农户们烧烧水，除此之外便无它用。
节柴炕也是出于节约能源的目的而建造的，澳援办在社区一共做了14座节柴炕，冬天的时候可节约柴薪40%，节省下来的秸杆还可以用于牲畜养殖，取暖的效果也非常好。丰卫国家有一个节柴炕，他的女儿小美寒假在家，虽然还是一个小学生，说起项目来倒也清晰，问她对哪些项目满意，她歪着头想了想，说：“羊圈修了没多久就塌了一块，太阳灶冬天的时候收起来了用不上，还是节柴炕好”。
有些农民反映项目本身是好的，可无论是澳援办还是协会，都是有钱的人才能享受到。SEE协会的钱是先给选举成立的管委会，澳援办是农户先做项目，验收合格了再打资金。这样都存在一个农户前期投入的问题。在农村做项目，就不得不注意农户手中余钱的季节性，在春耕进行时，农户在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入上会比较高，手中余钱不多。这样，进入农村工作的组织就必须学会选时机，同时，组织一些小规模金融借贷组织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不同的组织在资金的使用上也有不同的观念，陈建设是个党员积极分子，去年竞选噶查书记失败了，他虽然年轻，但喜欢从人的意识来分析事情，从他的角度看，做事情一定要承担风险。澳援办的做法比较好，因为农民的倚赖性比较强，旧观念，旧意识改不掉。而澳援办的信誉也比SE高，为什么呢？因为农民没有这个（风险）意识的话，做得就不好。协会应该带动群众更积极的发展，以免农民倚赖SE太强。政府也是后打钱，SE把钱打给管委会，把资金给你你再去找（项目）。政府去年也做了羊圈，但是没有村民参与。当时的工料都是政府出，卖砖的出砖，工人盖。我们自己做的圈不合格，通风不好，对圈的规格也做的不好，怎样向阳，怎样背阳都不好。不到一年的时间，墙体倒塌了。第一次如果少量投资建两个，就是样品，第二次让村民自己做，样品在那，做的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