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

何雪松、陈蓓丽在《南京师大学报》撰文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工作在理论、实践和体制等不同层面呈现十大发展趋势：实践方法的嬗变；认识论的多元化；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介入聚焦的转移；专业关系的重构；短期治疗和折衷模式的盛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社会工作教育的不断革新。这些变化既是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回应，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提升社会工作的社会功能和专业地位的需要。作为社会工作的后发展国家，汲取西方经验、瞄准国际前沿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在构筑中国的社会工作制度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即在熟知国际前沿的基础上确立遵循国际规范的专业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工作要紧跟西方亦步亦趋，而是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立足本土并凸显自己的特色。如果中国的社会工作在理论、实践、研究和教育等不同层面形成一些有别于西方的特色，它就能够为西方的同行提供借鉴，其背后所隐匿的重要意义对任何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社会工作在我国呈加速度发展态势。据不完全统计，200多所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逐步介入不同社会服务领域，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渐次展开，上海相继建立资格考试制度、注册制度和专业社团，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工作的国家职业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如何继续推动专业化和职业化？如何进一步确立学科地位和学术认同?在探索如何回应这样的挑战之时，了解当代西方社会工作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无疑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此，本论文介绍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的十大趋势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 、实践方法的嬗变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是传统实践方法（traditional practice methods）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社会工作发展的早期，这些工作方法对很多社工而言是各自分立的，他们往往容易偏好某种方法而对其它方法熟视无睹。很多社会工作者就自称个案工作者，对社区工作少有涉及。尽管1951年全美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提出要进行多方法实践取向（multi－method practice）的社会工作教育，但这一提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60年代以降，社会工作实践方法在若干层面出现变化。首先，综合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 approach）出现。这一模式认为社工应以全方位的观点看待案主的问题，包括个人、家庭到组织、社区和更大的社会环境。该模式宣称，案主的问题决定社工的实践方法，而非反之。然而，综合取向的实践模式因其似乎过于简单而遭受批评，针对不同实践领域、问题领域、高危人群的高级综合模式或专门实践取向（specialist practice approach）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相应地，社会工作的三大直接方法的传统分类受到挑战，新的分类方式出现。一种分类方法是将社会工作的方法划分为针对个人的社会工作、针对小组的社会工作、针对家庭的社会工作、针对组织的社会工作、针对社区的社会工作。另外一种分类方式是将社会工作实践区分为微观实践（个人、家庭、小组及个案管理）和宏观实践（组织、社区和政策），也有人将小组归类为中观实践。其中，个案工作这一提法渐次式微，一个标志性事件是《social casework》于1990年改名为《families in society：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临床社会工作和个案管理取而代之成为针对个人的社会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宏观层面的实践影响日增。宏观实践旨在实现组织、社区和政策层面的有计划改变。社工不仅要在组织和社区层面促进改变，而且要在政策层面推动改革或改良，倡导作为一个宏观的介入方式日益受到重视。由此，社会工作的宏观理论得以长足进展：反压迫实践、女性主义视角、赋权视角、激进视角和社会发展视角都直面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因素或推动有计划的变迁。从传统的三大方法到今天的宏观和微观之分表明社会工作的实践方法在不断发展变化：个案、小组和社区已经难以概括社会工作实践方法的全貌，临床社会工作、个案管理、家庭服务和政策倡导作为新兴的实践方法正不断扩大影响。
二、认识论的多元化

  认识论就是我们认识世界和为这种认识不断争论的基础，这构成社会工作的理论演进的哲学背景。自《社会诊断》以降，社会工作就一直高举科学大旗，而认识论基础正是实证主义。然而，198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的认识论从过去的实证主义一元论转型至实证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多元共存之局面。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就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会从相异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实证主义作为主流认识论基础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尤为深刻。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包括：只有那些能够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观察中找到证据的东西才能称作为知识；任何一般观念都必须有客观所指，而且这个“客观所指”与“事物”必须是我们能够通过实验或观察找到证据的；价值不是知识，因为它无从证明；科学方法是实证主义者唯一接受的探索世界、为知识提供证据的方法。按照实证主义的逻辑，社会工作理论就是对真实世界的高度概括，这样的概括需要科学方法收集的证据所支持。实证主义者相信经由科学研究能够发现什么介入方式对案主有效,并坚持认为这样的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具有同样问题的其他案主。但，实证主义遭遇来自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的挑战和批判，从而揭橥社会工作的认识论之争。

  社会建构主义否认存在客观事实，我们观察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人造的”，由此人们形成不同版本的“事实”，这些只有置于其情景和关系才能理解。人们要考虑价值、意义和意图对于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相应地，理论和知识也是相对的、具有历史特殊性，它们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所以社会建构主义警示我们要怀疑日常生活世界所呈现的面貌并不断反思自己的立场或隐含的价值取向，尤其要关注所谓的共识背后隐匿的权力关系。叙事治疗、寻解导向治疗和优势模式都深受社会建构注意的影响。它们不再拘泥于缺陷、问题和障碍，而是试图关注案主的优势、意义、故事和能动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帮助案主改变境遇。以寻解导向模式为例，该视角的发问方式是“我们如何建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的假设是：肯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不止一种方法；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被建构；助人者和被助者都参与这一建构过程；“建构”一词意味着解决方法可以被创建或组合。所以，社工和案主应该聚焦于“此时此刻”共同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明显不同于实证主义旗帜下的传统实践模式。
女性主义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影响不断深入。女性主义者试图以女性自身的经验和价值观来理解女性的生活和经历由此避免男子中心主义，因为女性和男性对自我的理解和评价方式不同且有着相异的对道德问题的思考方式，然而，女性的“声音”被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实证主义观念所压迫而“沉默”。所以女性主义认为应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并凸现下列重要理论前提：强调社会情境的重要性，尤其是性别权力关系；确认个人的即为政治的；以包容的立场试图重新平衡正常与异常之认知；采取解构的立场去颠覆以男权为中心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相应地，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实践聚焦于性别、关注性别为本的权力动态、避免性别歧视的语言、洞察影响女性的经济和社会议题的负面因素、促进女性赋权、倡导支持女性赋权的公共议题。

  可见，社会工作正进入一个认识论的多元并存时期，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受惠于这一论争，这使得社会工作的研究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不断反思自己的哲学前提、澄清自己的理论立场和实践模式，这有利于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三、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

  社会工作在何处介入？个人抑或社会？尽管从社会工作的字面意义来看，社会工作的介入点是“社会”，而非“个人”。早期的社会工作主要以心理动力学派或心理分析为基础，实践是以个人取向为主。然而，随着客体关系心理学、自我心理学和自身心理学的发展并引入社会工作，社会工作逐步在个案工作之中关注案主的关系环境，这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介入的纬度。然而在1960年代社区组织风靡一时之后，以改变社区、组织或政策为目标的宏观社会工作迅速衰落，社会工作的主要关注点再次定格为以个人为中心，临床社会工作盛极一时。美国的社会工作毕业生更是乐意在私人执业机构从事心理咨询服务，这无疑对社会工作的宗旨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学者发出“我们失去了神圣的目标”之警示。这促使社会工作者去反思自己的价值立场和专业宗旨。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面对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1970年以来，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妇女和移民自主意识增强，对现有的权力体系有诸多不满，包括批评社会工作者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社会工作实施着重个人问题的解决和治疗性服务的提供，弱势群体关心的结构问题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如此不满对现存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构成了挑战，激进视角、赋权实践、反压迫和反歧视实践都试图回应案主遭遇的结构性因素。尽管宏观的、具有激进意味的模式尚未被社工广泛采用，但其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些模式的出现亦折射出社会工作背后隐匿的持续的意识形态之争，尤其是社会工作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和反思性——治疗性理论之间的歧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工作需要努力寻求合作与互助，从而让最受压迫和最弱势的人们获得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所以社会工作应增强人们的学习和合作能力，这一过程会创造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并参与其中的体制。但现存体制下，精英们为自身利益占有权力和资源从而维持一种具有压迫性、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工作要消除之且代以更为平等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论者批评反思性——治疗性理论所追求的个人实现和社会实现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接受现存社会秩序的实质即为支持和增进精英们的利益，从而扼杀了被压迫者的机会结构，而他们恰恰应是社会工作的主要受益人。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旨在改变人们生于其间的结构情境从从而整体性地改善案主群体境遇的社会工作理论将会不断涌现。

  对结构性因素的关注和激进模式的兴起体现了社会工作致力于将介入焦点重新带回“社会”的努力，这既是现实背景的驱动所致，亦是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结果。这有助于社会工作宏观实践的拓展和理论思考的深入。
四、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

  社会工作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实践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并以不同的概念建构来指称科学知识与专业实践结合的方式——从经验临床实践、经验证实的治疗到最近风靡一时的证据为本的实践。证据为本的实践是关于社会工作实践要立足于科学研究的结果并从众多证据中找出最佳实践的一整套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它基于以下三个原则：实践者要了解如何阐释和和运用研究发现；实践者要学会在其职业生涯中以科学研究指导实践；研究发现要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传递到实践者手中。这三个原则给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和教育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今，社会工作领域已经掀起一场推行证据为本的实践的潮流。

  证据为本的实践是呈现社会工作的科学性与专业性的重要策略，它的出现替代了权威为本的实践——这一传统上提供服务或助人的基本模式。权威为本的实践以他人的意见、权威的宣示、未曾反思的直觉、先辈经验以及流行观念为依归。尽管流行观念与权威意见很重要，但它没有为科学研究所证实或证伪。再者，经验并没有提供如何为案主服务的系统陈述。此外，来自权威、经验与直觉的知识是否提升了专业服务表现尚需进一步证实。社工遵循权威为本的实践模式并难以改变这一做法的现状导致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受到质疑。所以，“证据为本的实践”队员体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证据为本的实践如今已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共识之一。美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明确指出专业实践包括经验为本的知识、项目和干预的评估，社会工作要密切关注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知识进展并在其专业实践中充分使用评估和研究证据。尽管证据为本的实践在认识论、价值观和可能性等方面受到众多的批评，但即便证据为本的实践的批评者也希望自己的理论架构与实践模式能够“证据为本”并有意无意地遵循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基本逻辑，这足以说明证据为本的实践尽管富有争议性，但身处这一浪潮之中的社会工作都无法绕开这一重要的实践理念，无论是支持、反对、抑或是观望。

五、介入聚焦的转移

  过去15年左右，社会工作领域一个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变化就是优势视角的兴起。这一模式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系统的看法及其适用的基本助人原则。尽管优势或能力向来为社会工作的一般实践理论所强调，但以往对优势的强调只是零散的、片断的。优势视角则透过调整介入聚焦而实现对社会工作过程的重构，甚至影响社会工作的课程设置。

  在以缺陷或弱点作为介入聚焦的模式下，社会工作关注案主的问题或病态，如精神障碍、高危青少年。强化案主的问题会导致一系列对案主、案主的环境、案主应付环境的能力的悲观期望和预测，因为他们可能会认同自己被贴上的标签，从而强化弱势地位。缺陷模式自以为是地以线性的因果关系去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认识到问题的状况或根源并不必然可以解决之。在缺陷模式中，社会工作与受助人之间可能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便这种不平等关系是非常隐晦的。

  优势视角则以赋权、成员资格、治疗、整全和悬置怀疑为核心而提出了不同于缺陷模式的基本实践原则：每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创伤、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亦是挑战和机遇；要与案主合作从而更好地服务案主；所有的环境都充满资源；强调关怀、照顾和脉络。优势视角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英雄主义色彩。在优势为本的助人过程中，社会工作的关注点是每个人所具有的优势、兴趣、能力、知识和才华，而非其诊断、缺陷和症状。在优势视角看来，人在逆境之中可看到抗逆力和优势，在与逆境和可怕事件的抗争之中，人们可以发现新的意义或修正以前的意义。“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助于实现人生齿轮的存在性转换。

  灵性因素进入社会工作是较为晚近的进展，它代表了社会工作对人类优势之探索的进一步努力。社会工作的灵性视角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某种与上帝（或神、或终极关怀）相关联的观念，这是一种确立意义、目标和德性的普遍的人类体验，反映了我们对生命的神秘性和复杂多变的敬畏。这样的观念体现了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作的努力，可以成为实现个人改变和成长的动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生理、心理、社会和灵性都成为社会工作介入聚焦之要素。

  诚然，社会工作要全面实现介入聚焦从缺点到优势的转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改变过去习以为常的基于缺陷和弱点的实践模式并非易事；优势视角这一实践模式本身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尚耀庭

六、专业关系的重构

  尽管在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中，案主被认为是具有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个体并且具有自决能力。但实践中，社工往往会以诊断、评估和帮助的名义将案主处于一个不利或无权的地位。社工希望改变与案主的关系以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式专业关系。这一转型的背景包括：强调心理变态的精神分析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基于对案主的乐观判断的问题聚焦、精要治疗和心理教育的兴起；案主倡导组织自助运动的兴起；若干挑战以前错误认识的研究结果的公布；对案主的优势和赋权的强调；第三方付费和管理型照顾体系下的顾客意识以及后现代视角对专业知识和霸权的挑战。

   “使用者参与”(user involvement)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成为社会服务的正式指导原则,这体尤其现于服务市场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管理体系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传统视角下治疗僵局被视为案主抵抗，但在新型的伙伴关系之中，这可能被视为实践者对案主的需要、愿望不甚了了。在证据为本的实践中，案主是临床决定的积极参与者，这包括：（1）案主是否愿意接受某一干预模式的决定；（2）案主要至少知道两种模式的研究发现所显示的成效与后果（如结果、风险与收益）；（3）案主为最后的决策形成投入程度高。因此，社会工作要将与临床决定的文献检索的结果告诉案主以便共同作出决定。如果社工发现自己推荐的介入方法并没有“证据”支撑就有必要向案主解释推荐该介入方法的理论前提。

  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的干预模式中，社工致力于对案主进行脱病态化、转而强调其优势，他们以平等的术语来指称服务接受者。此外，在消费者倡导运动下，服务使用者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强调，服务使用者的知识也逐步为专业人士所重视。尽管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削弱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或专业权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一种反专业化趋势,这一趋势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努力存在一定的矛盾,这凸现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内在冲突，但这或许正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张力。重建社工和案主的伙伴关系的另一挑战是，社会工作可能要面对一些非自愿进入服务体系的人士（如违法者），社会工作在这样的关系中可能赋予了某种权威地位，实现如此专业关系的转型有一定的难度。

七、短期治疗和折衷模式的盛行

  仔细检视社会工作领域最近兴起的诸多实践模式，可以发现短期治疗和折衷模式被广泛应用，这两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发展方向。

  短期治疗是指那些在有限的面谈次数（20次或以下）内或有限的时间内（通常少于半年）实现治疗目标的干预模式，精要治疗、寻解取向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和叙事治疗都是比较典型的短期治疗模式。在一系列的研究之中，不少短期治疗模式的效果得以证实。在不影响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缩短治疗的时间跨度无疑很符合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因为尽管人们认为长期治疗可以消除问题之根源，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对无时间限制的治疗计划的成效的质疑从另一个侧面为短期治疗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在社会工作的外部情境方面，减少获得服务的等候时间、成本控制都成为短期治疗模式盛行的重要因素。此外，对短期治疗具有推波助澜作用的是美国的管理型照顾体系，第三方付费势必要求服务提供者能够在最少的时间内提供最有效的服务。但到底可以“短期”到何种程度且不影响干预效果确实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议题。

  社会工作的晚近进展衍生出众多的实践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模式的折衷或整合就成为另一潮流。折衷模式的兴起是基于两个主要原因：其一，社会工作在理论反思的过程之中注意到单一理论模式的不足之处，因为任何单一理论模式都只能聚焦于社会现象的某一层面而忽视另一层面，但案主的问题或情景错综复杂且无法忽视。这迫使社工折衷地选择理论方法，而不是偏重其一。也就是说，它们可能需要将很多不同理论的不同层面放置在一起，综合使用。其二，社工综合应用不同的实践模式确实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这刺激人们试图将不同的理论架构融合进一个新的体系之中从而吸收不同的理论架构的优点和长处。折衷和整合的途经亦多有不同：有的以问题为中心，将围绕该问题的不同视角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效果更好的干预模式，例如将认知行为治疗和人际治疗整合起来治疗妇女的抑郁症；有的以某一实践模式为中心将其他相关的理论或技巧吸纳进来，例如在认知行为治疗中加入优势视角。

  无论是折衷还是整合，其目的都在于适应外界对社会工作服务不断变化的要求，尤其是人们希望社会工作介入效果好、时间短。所以有理由相信，短期、折衷的模式将会不断出现以回应上述挑战。

尚耀庭

在前述认识论多元化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具体研究方法也日趋多元化：不仅包括传统的定量研究(常用的方法是单系统研究和试验法)，而且包括不同类型的质性研究。不同的研究方法都为学界所接受，尽管实证主义是主流范式。然而，实践和研究之间依然存在隔膜和冲突，为了消除实践与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提高研究结果的利用率，社会工作学界要求研究结果应该与社会工作实践相联系；研究报告中应该包含应用于实践的具体方法,研究人员应该有效地散播他们的研究结果；社会工作研究人员应该根据研究知识来评估和改变实践行为。只有这样，社会工作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工作实践并进而提高社会工作在学术界的专业地位。

九、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

  过去二十多年，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福利体系出现了众多变化：财政拨款减少、混合福利体系、服务外判、管理型照顾和整笔拨款体制。与社会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不得不重构其管理体制以应对新的外部环境。这要求社会服务机构重视效率、绩效和经济原则且能够满足服务使用者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管理主义成为重组架构的理论基础，它提倡以管理的方式去达成组织目标，因为人们坚信良好的管理可以解决社会服务组织面临的问题从而提高其效益和效率。在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下，社会服务机构的运作跟企业逐步接近,很多社会服务机构从企业机构寻找管理人员或者直接聘用工商管理硕士。不少非赢利机构为获得更多的收入正向商业企业的运作方式靠拢。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新管理主义确实能够从效率提高、成本控制和服务顾客等多个层面改善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行。

  新管理主义取向改变了社会服务机构内部包括人际关系、员工晋升在内的组织文化。过去社工可以从初级职位晋升管理层，但现在管理层的位置可能为专业的管理人士占据，换句话说，社工并不必然因为专业出色而成为服务机构的管理人员，这一改变显然打击社工的士气。与此同时，如果社会服务机构没有有效地提供服务，从新管理主义的角度，其原因一定在于管理出现问题，这样就会重组管理架构，社会工作由此不得不面对一个变化莫测的组织体系，难以适应。此外，新管理主义取向被批评可能因过分重视效率和效益而忽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职业宗旨，有舍本逐末之虞。对顾客的意见的强调和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挑战了社工的权威,前线社工的声音可能被淹没。为了应付“问责”所需的大量文字档案材料社工疲于奔命。女性主义批评这一制度设计强化了男性作为管理者的角色，迫使大量的女性社会工作去执行那些由男性制订的政策。尽管如此，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似乎并没有显示出改变的迹象，因为它毕竟提高了效率和效益，这正是服务机构在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之下生存的重要基础。
十、社会工作课程的不断革新

  西方各国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多层次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社会工作教育体制，修读社会工作的人数非常可观。美国不少大学都有专门的社工学院（属于professional school，与法学院、商学院并列），而英国、澳大利亚等各国大学设立社会工作系，欧洲大陆不少国家则有独立建制的社工学院，它们都从早期依附的社会学或心理学系独立出来。社会工作课程一直处于变革之中以试图回应前述发生在社会工作各个领域的诸多变化。

  社会工作的课程体系不断创新。为了加深学生对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以及不同人群的结构性境遇的理解，社会工作课程中增加了关于文化特殊性、族群特殊性的内容。针对以往社会工作课程过分集中于临床社会工作这一偏好，社工学院正重新将宏观实践列为教学的重点。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和对研究的日益重视促使社工学院培养学生如何利用研究结果且进行实践为本的研究的能力，为此，研究方法课程所占学分越来越多，论文写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应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工作人才的要求，社工学院（学系）要教授学生财务管理、成本控制、质量保证和项目申请等相关的课程。随着社会工作领域的细化，社会工作的课程越来越复杂并逐步在研究生阶段针对不同的服务领域提供更为专业的教学，儿童福利、社会服务管理、精神健康（或行为健康）和家庭服务是比较热门的服务领域，修读人数众多。此外，若干社工学院试图以新的理论视角重构整个课程架构，比如，以优势视角为本重构课程体系。在具体教学方式上，社会建构主义教学方式和体验式学习也开始应用于社会工作教学中。

  因应社会工作领域知识的快速更新和市场对复合性人才的需要，社工学院（系）积极致力于继续教育且开设不同的联合学位课程。前线社工要不断接触最新知识和把握最新的实践技巧就要参加不同的培训课程和继续教育，各个社工学院（系）都会举办不同的课程以满足这一需要，专门实践模式的培训课程和实践技巧工作坊是最常见的形式。为了培养复合性人才，不少大学提供社会工作与其他学科的双学位课程，多伦多大学的社工学院和法学院的双学位旨在联合培养熟知法律和社会工作的人才，南加州大学的MSW（社会工作硕士）和MBA双学位，密西根大学社工学院则在博士课程阶段与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等进行合作培养。双学位拓展了毕业生的知识基础、增进了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它可能代表了社会工作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结语

  正如前述所及，当代西方社会工作在理论、实践、研究和教育等不同层面出现若干变化，这是为了回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提升社会工作的社会功能和促进专业地位的需要。这表明，社会工作在专业体制上具有一定的反思性，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调整以完善自身，尽管某些变化可能带来一些未曾预期的负面影响。作为社会工作的后发展国家，汲取西方经验、瞄准国际前沿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在构筑中国的社会工作制度之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即在熟知国际前沿的基础上确立遵循国际规范的专业制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工作要紧跟西方亦步亦趋，而是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立足本土并凸现自己的特色。如果中国的社会工作在理论、实践、研究和教育等不同层面形成一些有别于西方的特色，它就能够为西方的同行提供借镜，这一点背后所隐匿的重要意义对于任何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