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专访UNEP执行主任、国合会副主席阿齐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同时担任第四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副主席一职。在新一届国合会第一次年会上，同其他外籍委员一样，他日程十分繁忙。11月29日，本报记者见缝插针般利用午餐时间对他进行了专访。

　　新一届国合会紧扣中国环发领域热点问题


　　第四届国合会第一次年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一届国合会又将开始发挥其5年的的独特作用。作为资深的国合会外籍委员，施泰纳对新一届国合会有何期待呢？

　　对此，施泰纳说，这届国合会是在中国正开始进入一个应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成立的。刚刚结束的十七大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新方向，这对国合会已有的研究主题产生了影响。“中国已经制定了许多政策、法规，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些国内政策、法规。”

　　“另一个问题是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和环境的影响，这是未来5年应该加以认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因为从国家和国际的角度来思考国家之间怎样开展合作，将有助于我们从国际层面增强应对环境退化和破坏的能力。”

　　施泰纳还表示，国合会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它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在环境领域取得多大进展的一扇窗口。在国合会成立的早期阶段，它更多地把其他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经验带到了中国，使中国的决策者从中受益。”最大挑战是使经济增长与污染增长不再同步

　　在谈到中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时，施泰纳指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环境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历史遗留的污染问题。对中国来说，仍然面临大量的历史遗留污染问题，即使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多政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另外，清洁环境的能力也是一个主要挑战。他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使经济增长与污染增长不再同步。

　　施泰纳说，另一方面是关于未来发展的。中国正处于发展节约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的转折点上，我们正走向这样一个前沿:未来的经济发展应如何基于环境。现在，使经济与环境、良好的经济增长同健康的环境联系起来的能力，正在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因为环境退化和破坏已经影响到经济发展和人类自身。中国也正在讨论未来经济发展如何不以环境、资源的破坏为代价，并在保护环境、资源的基础上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令人激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不仅从环境问题的角度关注中国，而且日益从解决环境问题的角度关注中国。


　　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中国政府已经确立科学发展观，将其写入党章，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此，施泰纳十分赞赏。

　　他说，UNEP也赞同用采取科学手段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在很多方面，科学是认知的基础，我们管理自然环境、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消除污染影响的能力都以此为基础。在联合国系统内，环境规划署感到很自豪，因为今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份气候变化报告中已经证明，在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管不同国家有何种利益或者持何种观点，关于气候变化的严峻事实已经促使我们必须采取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联合行动。

　　施泰纳说:“科学发展观是进行正确选择的重要基础，尤其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星球上居住的人类，是平衡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不可将其分割开来。但现实是，20世纪的文化几乎忘却了这一点，在21世纪初人类重新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气候变化已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以为凭借科技和经济发展，自然法则就不会限制人类活动的时候，全球变暖则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并不能在自然法则和气候生态系统之外活动。”


　　期待巴厘气候变化大会有所突破


　　12月3日~1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作为联合国的环境机构，UNEP对这次大会有何期待呢？

　　施泰纳指出，首先，气候变化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快采取行动；其次，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不能单独行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免受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第三，我们拥有技术和经济的可能性来应对气候变化，这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找到一个国际气候变化行动框架，这一框架应该既能反映不同的历史和责任，又能反映不同的行动能力。”

　　施泰纳说，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我们需要做的是，以科学作为出发点，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方法。因为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科学事实，即我们应在未来10~15年内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使其在2050年减少50％的排放量，那么我们就失去了采取行动的共同基础。

　　此外，我们在巴厘岛会议上必须做的是推进将于2009年结束的有关谈判进程，以便使世界各国能采取共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提供一个公正而明确的基础，使不同国家承担不同责任，以达到IPCC认为应该达到的目标。

　　同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济利益并以历史的、政治的观点看待气候变化，因此，巴厘会议的一个紧迫任务是展示所有国家都有共同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的意愿。因为我们已经在争论气候变化的科学性、经济的发展能力以及责任等问题上浪费了10年时间，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代价，不仅是金钱上的代价，而且还使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更大困难。

　　对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施泰纳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出发点，而且世界已经认识到发达国家应该在这方面率先采取行动，起到表率作用。我们应该承认，不少发达国家已经采取减排行动，比如欧盟、美国加州等，现在情况同10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总体而言，所有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行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解决“生态足迹”问题，对此应予赞赏。新的国际谈判应该在这样一个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共同合作，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中国环境报》2007-11-30

孤独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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