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在哪里？——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研究（一）

前段时间股市大涨，一个朋友不但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到处借钱，名曰“专业理财”。有一次，我和他无意中聊起借钱的事情，问他“融资”的心得。他的回答是，“我每次借之前，都会事先打听好那个亲戚或者朋友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他们目前的资金配置，例如这家是刚刚卖了房子钱还存在银行，而那家是做生意的，年底一般都能收回大笔货款。另外，最好还要能知道他们的闲置资金一般都会派什么用场？”



当时，听了也就一笑了之。直到不久前，我和一些NGO在讨论手头的几个企业筹款项目。当时在场的，有国际NGO，国内NGO，基金会，还有几个草根组织的领导人，或者企业筹款的负责人。项目争论的非常激烈，我于是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假设那个企业决定资助咱们这个项目，你们觉得，他们的这笔钱，会从什么地方出？”



其实即使我自己，当时也没有一个特别肯定的答案，但我的企业工作背景和过去两年的CSR工作经验告诉我，答案应该大致不会超出“CSR，PR，GR,HR，Marketing，Sales”这几个领域。然而，我得到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却又理直气壮，“企业出啊，这个是他们内部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



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个朋友的故事。也许，无论是何种目的，公益也好，投资也好，慈善也罢，商业也罢，很难想象，当连别人的资金配置状况都不清楚的时候，就冲过去找人“融资”，这样的无准备之仗，结果往往都会不尽人意。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

[li]A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使用的是公关部门的预算，而我们却在大谈组织可以想办法获得免税资质。
[/li][li]市场部门承担了B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所有费用，而我们却在再三强调长期稳定的可持续社区发展。
[/li][li]C公司由于业务突飞猛进，今年面临高昂的所得税，而我们却没有准备任何帮助企业税前列支捐赠的相关材料。
[/li][li]公司的全球基金会负责D公司的所有CSR事务，而我们却对他们的全球CSR战略了解甚少。
[/li]

当然，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有很多的原因，例如双方缺乏沟通，或者NGO的企业筹款人员缺乏企业工作经验，等等。但事实上，对于企业该如何处理其CSR成本，不同处理方式的利弊，以及该怎样针对中国国情做出选择，相关的专业研究几乎没有。



我没有任何财务背景，但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一个NGO的发起者，同时也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专业咨询顾问，觉得有必要对目前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开展成本研究。原因并不复杂，对于企业来说，成本是决策的依据，是管理的基础，也是选择CSR项目的重要考量标准。而对于NGO来说，了解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成本计划和安排，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该企业的CSR战略，并在针对企业量身定做CSR项目时做到有的放矢。



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研究，对传统的企业成本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一个“企业公民”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时代，企业的经营行为，正在越来越被当作社会行为来认识，企业及其行为的价值已不仅仅体现为增进微观利益，其价值只有在有益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广泛的肯定性评价。因此，建立在传统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终极目标的企业成本理论，已经很难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新生事物做出适当的评估。



本文将结合案例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即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特殊性，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常见成本处理方式，以及NGO的相应对策。

http://www.ngocn.org/?uid-10666-action-viewspace-itemid-23703

鸭梨

对这个话题的思考，可以追搠到今年5月9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通过提高透明度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圆桌论坛。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活动，100多位商界领袖和专家学者共同了讨论了腐败，商业贿赂，灰色交易，透明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等相关问题。    在最后的讨论环节，我提了如下的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中国商业公司的透明治理，作为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专业咨询人士，我本人非常认同内部治理和供应链管理是CSR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推动透明治理，真的行得通吗？还是我们需要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标准？”
    这样的问题，我想应该和我的学科背景与商业经历有关。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跨文化研究的，而且本人在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也都待过相当一段时间。我的个人感觉是，和欧美不同，中国传统的商业模式是以人际关系而并非契约为导向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推崇中庸和整体化思维模式。因此，简单的商业关系，标准的行为准则，以及透明化的治理和管理，似乎很容易导致“水至清而无鱼”的结果。
    我的问题，得到了在场专家的积极回应。中欧副教务长王建铆教授，一针见血的指出，“有中国特色的×××”迟早是要成为过去的，特别是在上海这样充分和国际接轨的商业环境中。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主席劳伦斯•克库勒夫特 (Laurence Cockcroft)则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不同文化对于贿赂的看法和定义往往有着极大的差别，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有的语言中专门有描述少量金额馈赠的词汇，而另外一些语言中，只要是送礼，都统统用一个词来概括。
    自那以后，我一直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并且从“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标准，已经逐步延伸到了“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CS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根据我初步的想法，我希望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即：
1. 是否存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是否有强调的必要？
2. 从不同企业的实践来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什么特点？
3. “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一）是否存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是否有强调的必要？
    对此，我的观点很明确，“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确存在，并且有强调的必要。
    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并于8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发展成熟，最近几年才逐步传入中国。但如果说到商业道德或者企业社会责任，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已经做了最朴素的表达，即“义利之辩，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往往需要具备四个条件：首先是经济已相对发达，因此“再富一点”的边际收益和为这种边际收益所付出的边际社会成本相比，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其次，具备了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各方面相对成熟的消费者群体；再次，相当数量的企业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开始海外和全球化扩张；最后，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人士占据了企业的核心领导层。
    从宏观上看，今天的中国几乎还没有具备以上的任何一个条件，但中国近几年同样兴起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高潮。这是因为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政府的大力推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而企业帮助政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本来就是题中之意，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习惯。其次，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海外经销商的引导，推动，甚至逼迫下，为了打入更多的海外市场，占据更大的份额，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从被动到主动，一步步的开始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工作。另外，传统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理念和中国文化中的“均贫富”观点也非常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建立和推广。最后，大量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率先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和示范效果。
    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中国的本土企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走过了一条相当独特的发展道路，也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和商业规范，其根植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等环境，其中的很多模式，方法和案例，是他们无法理解的，这同样也适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讨论。例如，中国的很多国有企业经常进行大额公益捐赠，在西方很多经济学家的眼中，这其实是“股东缺位”的表现，相当于是职业经理人违反“信托责任”，在未获得股东或者董事会的同意下，擅自动用公司资产去做个人品牌建设。但是，当某些突发事件发生时，例如洪水，甚至和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直接关系的印尼海啸，他们又很难理解中国政府会发动甚至要求下属的国有企业进行捐赠。
    总而言之，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无论是起源，背景，还是实践，与欧美实在相差甚远。因此，承认“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并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并不意味着自甘落后，而恰恰是一种务实的表现，更是在中国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鸭梨

上一篇博客谈了“是否存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是否有强调的必要？”，我的观点是，“承认‘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并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并不意味着自甘落后，而恰恰是一种务实的表现，更是在中国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 从不同企业的实践来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什么特点？

    为了便于讨论不同企业的CSR实践，我们可以粗略的将目前在国内开展商业运作的企业分为四大类，即跨国公司，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公司，和中小型民营企业。需要说明的是，从经济学上看，这种分类未免有失严谨，因为其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叉，而且也确实存在着诸如“国有小企业”或“大型民营企业”的疏漏。但是，以上的分类，主要是基于不同的CSR实践特点，并且基本覆盖了国内企业的绝大多数。

1． 跨国公司

    首先，多数跨国公司会根据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品牌形象，公司历史等诸多因素，制定全球性的CSR战略，并据此选择重点的项目领域，例如一般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往往会选择和环保相关的CSR项目，高科技公司喜欢参与教育项目等等。因此，许多在中国运作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履行社会责任时会首先考虑来自总部的全球CSR战略。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在咨询工作中经常听到跨国公司的某位高管说，“其实你刚才说的项目，我们也觉得挺好的，而且确实就是社区的实际发展需求，但没办法，今年纽约总部的CSR战略重点不是这个领域，我们要是申请做这个项目，估计企业基金会很难拨款的”。

    其次，随着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逐步了解，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了中国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于是我们看到，更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和卫生部，教育部合作，并频繁出现在各种有着浓厚政府色彩的“全国××基金会”的募款活动中。同时，旨在推动“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西部开发”，“流动人口”等政府关注热点的专项基金或定向捐赠，在跨国公司的慷慨解囊下，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得以实现。

    另外，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原因，中国的NGO发展时间尚短，因此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社会缺乏一个成熟的NGO群体。所以，很多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无法像他们在其它地方那样，和大量的民间团体，社区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往往只能选择自己直接开展各种CSR活动。例如，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SR项目，从调研，设计，实施，监测，评估，甚至物资的运输，都是由公司内部员工完成的。

2． 国有大中型企业

    上个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有企业（那时叫国营企业）里从幼儿园，学校，医院，食堂，甚至到浴室，一应俱有，很多的大型工厂区近乎与中小城镇无异。其结果是大批企业不堪重负，濒临倒闭。由此可见，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具有非常悠久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传统，但其选择的履行方式经常是最简单的，就是“企业办社会”，而对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市场战略和品牌形象往往欠缺深入的考量和分析。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很多国有企业经常进行大额公益捐赠，尽管这在很多经济学家眼中是“股东缺位”的表现，甚至可以上升到职业经理人违反“信托责任”的层面。但是，不可否认，国有大中型企业的CSR实践，往往和其领导人的评估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道理很简单，一个热衷于用企业资源“办社会”和“替政府分忧”的企业家，只因他（她）自己本来就是政府的官员，享受政府的相应级别和待遇，接受政府领导的考核和评估，因此“管理企业”只是政府委派给下属的工作任务而已。当然，从出资人决策的角度来看，这倒也无可厚非。因为政府作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最大出资人和股东，应该有权利决定企业资源的分配方式，自然也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实践。

    近年来，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重组的进一步深入，也随着不少企业先后开始的国际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思考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适当的履行方式，也出现了如“发布年度报告”等符合国际惯例的CSR实践。但是，无庸讳言，目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CSR实践，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往往是“捐款随意，项目随心；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多，仔细结合企业发展的少”，与同在世界500强榜单上的诸多欧美同行相比，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

鸭梨

上一篇博客讨论的是“从不同企业的实践来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什么特点”。为了便于讨论，粗略的将国内的企业分为了四类：跨国公司，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公司，和中小型民营企业。

    我们已经谈了跨国公司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下面继续。

3． 上市公司

    谈到这里，有必要澄清两个概念，企业责任（CR）和企业社会责任（CSR）。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企业责任的一部分，那么，除了CSR，CR还包括什么？

    记得曾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论坛上，国家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教授说到，中国政府在修改公司法的时候，有人曾经建议是不是加进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规定和内容，但是绝大多数参与修改讨论的官员和专家都不同意，但他们表示可以加进企业责任（CR）。

    在我看来，企业责任就是一个公司应该承担的责任，简单的说，其至少应包括投资人（股东）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和其它利益相关者责任（如员工，经销商）。那么，为什么在讨论上市公司的CSR实践时需要讨论企业责任呢？

    原因很简单，目前中国大量的上市公司（此处不包括海外上市的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往往会混淆企业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界限，特别是股东责任和CSR之间的关系。

    首先，根据监管部门的公开信息，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上市公司有使用各种手段“圈钱”的行为或嫌疑，这无疑是上市公司对于股东责任的损害。很难想象，一个连股东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都试图非法侵占的企业，会对社会尽到其应有的企业社会责任。

    其次，一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慷股东之慨，以“响应政府号召”为名，动辄大额捐赠，实则为个人换取政治资本或个人知名度。

    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我们的证券市场还远未走出“消息市”，“政策市”和“机会市”的发展阶段，多数上市公司的股东往往期待，甚至也只能期待的是，短期而非长期的投资回报和资本收益，因此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体现在股东责任层面，并成功的和股东期待的短期利益相结合，对于国内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最后，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SRI）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国内的证券市场上还鲜见关注和强调企业环境责任，利益相关者责任等责任表现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因此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理论上最应该看重公众利益，最需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众上市公司，却往往缺乏履行CSR的动力，因为代表投资者信心和认可的标志——股价，这一至关重要的“调节信号”，并未和该公司的企业责任或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应有的正向关联。

4． 中小型民营企业

    让人欣喜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内的民营企业中已陆续出现了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甚至优秀如华为，三一等公司，已率先进入国际市场。然而，构成国内民营企业主体的还是千千万万的中小型企业，而他们在CSR方面的实践，正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诸多特点。

    北大的张维迎教授在《正确解读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文中，曾经指出，“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而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量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其出现，生存，发展和壮大的，自改革开放至今以来的20多年中，从来就没有经历和享受过所谓的“健全的市场制度”。

    因此，在我们和很多民营企业家讨论CSR时，往往会听到的这样的话语：

公益活动怎么和我们的市场活动结合？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怎么做的？我们绝不能在CSR上被他比下去。
××市场是我们明年的关键，要不先捐点款给当地的红十字会？
怎么保证我们的钱没白花？
要是媒体都不报道，我们做CSR干什么？
    也许听起来，这些问题略微有点刺耳，但在商言商的说，他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们已经习惯了主要依靠个人资本（银行贷款基本无门），聪明才智（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发展模式可循），以及各种商业手段和技巧（包括明亮的或者灰暗的），而并非像常规的商业模式那样，可以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和政府的支持。

    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有不同的目的和履行方式，但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企业首先能够活下来，然后活好，而其体现形式，往往就是“以市场战略为导向”。

鸭梨

（三）“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1． 主流化

自上个世纪中国全面进行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以来，似乎一直存在着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无论我们以何种语言来描述，例如“发展”，“进步”，“学习先进经验”，“与国际接轨”，“规范”，“标准”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质，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同样如此。因此，诸如SA8000之类的各种CSR国际标准在中国大行其道，而很多希望履行CSR的企业，也包括不少CSR的从业者在内，言必称“全球契约”，“三重底线”，“赤道原则”等“国际术语”。

然而，由于其内涵的复杂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CSR往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是更多和推动该CSR标准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涌现了一大批无论是实力或者影响力，都和跨国公司相比毫不逊色的本土企业。同时，随着互联网，生物，能源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的中国本土公司正在各种新兴商业领域与国际同行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和20年前相比，不仅拥有了相当的话语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制定或者参与制定商业规则的资格。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必将被国际商业社会所熟悉和接受。一个非常简单但大胆的假设是，目前中国制造的小家电已经占据了欧美个人消费市场的绝大部分，但我们并没有占领零售市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苏宁或者国美，成功的成为全球最大或者较大的家电连锁运营商，那么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标准，自然就将获得国际的认同，而获得和沃尔玛现在相似的地位，甚至不排除会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苏宁验厂标准”，或“国美采购原则”。

因此，对于中国的广大企业来说，在学习和借鉴各种先进的CSR理论和实践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只有提升自己的实力和竞争力，才有可能真正推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国际商业社会广泛承认的主流标准，而并非盲目的追随名目繁多的各种国际CSR标准和规则。

2． 泛政治化

从西方传统的社会发展角度看，政府，企业，和以NGO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应该呈三足鼎立状，而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作为沟通企业和公民社会的桥梁和工具而出现的，因此不应该过多的与政府发生互动。

然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政治体制，而政治体制对经济的发展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的企业，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都会充分考虑政府的需求和导向，这绝不是偶然现象，也并非权宜之计，而恰恰是“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泛政治化”的企业社会责任，首先是指企业在制定CSR战略时要更多的考虑政府的倾向或者政策导向，例如政府的施政重点或关注焦点等，然后再和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相结合。其次，企业在履行CSR的过程要充分支持，鼓励和发动政府的参与。最后，在设计CSR项目时，要尽量与政府的相关政策相契合，如新颁布的劳工制度或者残疾人保障规定等。

3． 实用性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大量的本土企业还不能完全像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开展比较“纯粹”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而往往希望赋予CSR更多的实用主义色彩。

于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泛政治化的CSR目标，以及相应的“战略捐赠”。

会有更多的企业提出“以市场战略为导向”的CSR目标，并开展“公益营销”。

各种“××公益之旅”，“××爱心大行动”等和企业人力资源或者公共关系紧密结合的CSR项目，也将纷纷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同时，随着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各种相应产业政策的逐步出台，如节能减排和排污交易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深入分析其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和产出，从而力争让CSR不仅成为“长期投资”，也能带来“短期回报”。

结语：

管理学喜欢将企业比做一个人，一个要思考，分析，判断，决定的人，他（她）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其实也就对应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那么，中国目前的大多数企业，特别是数量众多的民营中小型企业，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也许，和那些已经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西方同行相比，他们只能算是孩子。

我们很难接受一个成年人整天像个孩子一样说话和做事，同样，我们也不能拿一个大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孩子。企业管理如此，CSR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不是恰恰就是这群孩子现在或者在成年以前，应该说的话和应该做的事呢？

绿色阳光

CSR在此已经分析的相当清楚了,CSR战略需要更多深入啊! [s: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