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厘岛大会何以成为新里程碑?

去年12月3日～15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面临空前国际压力。作为亲历者，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对此感受十分深刻。
　　邹骥指出，中国政府顾全大局，展示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巴厘岛路线图出台积极贡献力量。巴厘岛大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历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对中国而言，更是格外具有里程碑意义。
　　众望所归——巴厘岛大会成为新里程碑
　　自1997年开始，邹骥教授就开始跟踪研究气候变化问题。2000年9月，邹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之后的历次气候谈判，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谈判老手。作为亲历者，他用一个词概括了对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总体印象——众望所归。
　　刚刚过去的2007年是当之无愧的“气候变化年”。各种级别非常高、重量级的会议陆续举行，比如八国首脑峰会(8＋5)、APEC会议、联大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主要经济体气候变化会议、东亚峰会等等，都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在这一形势的烘托下，欧盟提出到2020年减排20％～30％的目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4份报告陆续发表，推波助澜，把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议程中推到了极致的高度，到了年底的印尼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全球政界、媒体、产业界、学术界、公众自然而然对其期望值非常高，对其关注程度可以说到达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在巴厘岛大会上，无论是参加者的级别——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临，印尼总统、澳大利亚总理、新加坡总理、周边一些岛国的总理等以及一些国际重量级知名人物，比如阿尔·戈尔等都纷纷到会游说，表达立场；还是与会人数(1.2万)，都创造了纪录。
　　“另外，说这次大会众望所归是因为它是在一个特殊和敏感重要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大会。”邹骥表示。
　　大会要为2012年之后《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国际气候管理体制的谈判做出规划，确定谈判主要议题、时间表、框架、方向。所以大会才引起高度关注，因为它将决定今后两年谈判到底谈什么，什么时候谈完，重点和方向是什么，框架是什么，就此而言，这是在公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大会成为一个时间划分点，为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之后的国际气候管理体制启动了一个进程，确定了一个方向。
　　回顾历史，在历次缔约方大会中，有3次可被称为“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是1995年德国柏林第一次缔约方大会，标志着国际气候进程在法律意义上正式启动，产生了《柏林授权》，正式启动了公约履约谈判进程，确定要制定《京都议定书》；第二个里程碑是1997年日本京都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京都议定书》诞生；第三个里程碑是2001年马拉喀什第七次缔约方大会，制定了《京都议定书》具体实施细则，使其从一个宽泛、抽象的议定书成为一个可操作、可执行的议定书。
　　压力空前——中国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邹骥说:“在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有一个潜在斗争——发达国家总认为在以前的谈判回合中吃亏了，承诺过高、让步过多，特别是美国，试图通过这次会议能做出调整，如果不是推翻方案的话。”
　　斗争焦点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问题，要不要承担定量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责任；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问题，在提供技术援助、资金等方面，是否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从动机上讲，发达国家有推翻公约、议定书精神的潜在企图，“尽管他们表面上不说，但他们试图尽可能通过这次会议扭转方向，所以这次会议斗争会那么激烈。”
　　作为亲历者，邹骥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受到的国际压力显而易见，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呼声很高。
　　对此，邹骥特别指出，中国顾全大局，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做了妥协，同意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方式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一词之差，对中国而言，使得这次巴厘岛大会具有格外的里程碑意义。
　　会议最后总体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首先在政治上坚持了公约、议定书的精神，守住了最根本的基石和阵地，各方最后同意，公约、议定书不可动摇，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得到了捍卫，发达国家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也基本确定了谈判要沿着两条轨道——一是公约履约，二是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落实——“双轨”前进。这是2005年蒙特利尔缔约方大会所确定的，这次会议再次确认。
　　具体来说，公约轨道是指各缔约方责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特别是美国尽管不是议定书的缔约方，但依然是公约缔约方，它如何在公约下尽到责任；议定书缔约方轨道是指如何在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继续履约，如何确定其在新的承诺期里定量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邹骥指出，巴厘岛大会出炉的“巴厘岛路线图”提出了四个要点: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这是一个平衡的路线图。
　　一是减缓问题，路线图指出议定书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如何进一步减缓，也提出美国如何减缓的问题，其行动必须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
　　二是适应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关注的，过去也是比较薄弱的、重视不足的领域，这是会议强调的一个重点，要切实落实，也是今后谈判中的一个重点，要采取诸多措施；
　　三是技术问题，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减缓和适应必须依赖于技术。没有技术的创新、扩散、转移和联合研发，是不可能实现减缓和适应目标的。而且强调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发达国家对此长期采取消极态度。作为亲历者，邹骥亲眼见证这一问题谈判几近破裂。
　　四是资金问题，也列入谈判中。
　　由此，会议为今后的谈判确定了重点，指明了方向，制定了时间表。国际气候管理体制的框架已然显现。
　　“但我个人认为，谈判很有可能推迟到2010年，当然，2009年完成最好。”作为谈判老手，邹骥对谈判完成时间表示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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