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配给未来

你不能同这个星球讨价还价，因为它不在乎这个目标是否“政治上能通过”。因此，如果我们再不确定一套公平的制度来决定每个国家、每个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就没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

　　现在评判一个人是否真正体会到全球气候的危机，最好的证明不在于他们是否驾驶着一辆混合燃料汽车或者减少了乘飞机，也不在于他们是否订阅了《生态学家》杂志或者计划安装一台家用风力发电机。最可靠的证明是，他们是否支持“碳排放配给体系（carbon rationing）”。

　　这一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决策的“英明”之处就在，“配给”一词不免让人联想到战时国家紧急状态和经济紧缩，普通公众会因为恐惧而产生抗拒心理。“配给”同今天的人人自由消费的主张正好相反，在自由消费下，经济增长是政府决策的最高目标。

　　但这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碳排放配给意味着同惯常商业活动的完全决裂，它才能成为唯一行之有效的气候变化政策。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目前的速度排放温室气体，对于阅读此文的大部分读者来说，在其有生之年，地球大部分区域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必须在30年或者40年内将排放量减少大约90%，才有机会避免这一日渐迫近的灾难发生。

　　应对这一挑战需要采取集体的有意识的行动，包括有计划地从高碳经济（high-carbon economy）向低碳经济转变。就像我们不可能指望依靠1939年前的经济状况来赢得二战一样，我们不能指望在完全不改变我们国家优先发展目标的情况下来解决今天面临的当务之急。1940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击败希特勒：它排在健康、教育、犯罪以及其他所有政府关注的日常事务之上，要求全民动员。而今天我们必须把战胜全球变暖作为第一要务，否则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同时也将输掉我们的存在。

　　就国际化层次而言，某些配给方案不亚于一道数学方程式。我们假设在不远的将来的某个时期——可能就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后——全世界各国政府终于就确定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危险”水平达成一致。今天，二氧化碳气体占大气体积的万分之三点八（380ppm），比始新世（Eocene era，3500万到5500万年前）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高。根据模型得出的结论，这一浓度比例稳定在400ppm（万分之四）的话，将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令全球气温增长稳定在2°C，从而避免海平面灾难性地上升以及一场可能毁灭地球上超过一半物种的浩劫。

　　但是要达到400ppm的浓度目标，就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中，人类只能再多排放800亿公吨碳。这一数字没有协商的余地：你无法同空气讨价还价。但是，如何在人类之间分配这一剩余的排放权就牵涉到如何决定配给。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以各国人口数量为基础进行分配——换句话说，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均等的定量。

　　公平是必然的，这不仅因为未来的世界领导人将是扮演老好人的自由主义人士，而且因为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会认同一个维持全球不平等现状的协议。比如说，印度政府不会同意让印度的人均排放配额不足美国的1/20，中国也不会同意中国人只能得到英国人排放配额的1/3。（印度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为1公吨，美国20公吨，英国10公吨，中国3公吨。）的确，考虑到富裕国家为引起气候变化所应承担的不成比例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大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剩余排放权。

　　在压缩全球整体排放的背景下人均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方程式其实就是“紧缩与趋同”（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方案的框架。很多人——包括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但也没有人能够提出其他备选方案。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行动和提议（《京都议定书》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同“紧缩与趋同”方案的逻辑框架相比，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基于臆测的方案，并无确定的结果。（“紧缩与趋同”方案的倡议人奥布里?梅耶（Aubrey Meyer），曾被2005年10月17日的《新政治家》形容为“10位能够改变世界的人”之一。）

　　该方案称，要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须紧缩全球排放（至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并（向零排放）趋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途径。问题在于，在一切还不算太晚之前，世界各国领导人能否直面这一必然结果。如果我们要完成400ppm的目标，那么还剩不到10年的时间内，我们就必须开始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实施减排措施。待这个特定的“气候窗口期”关闭后，全球变暖可能快速螺旋上升并最终失去控制。

　　认为400ppm是个狂妄的目标其实是相当保守的说法：大卫·金爵士（Sir David King）曾倡议将550ppm作为可达成的最低政治目标。以其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的身份，金爵士大概明白此举意味着宣判全世界半数人口死刑。在推行这一倡议的同时，他也正危险地向某些抗议人士所指称的“有计划的灭种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enocide）靠拢。这与我们所认为有“政治现实主义”意义的生物圈无关：它遵从物理学和化学的严格定律，而不是更为灵活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定律。（作者Mark Vnas，陈丹编译自英国《新政治家》周刊封面故事）
国内碳排放配给是“紧缩与趋同”方案的必然结果。如同所有政府和个人都习惯的财政预算一样，碳排放预算也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只有实行自上而下的碳排放配给才可能产生预定的确定结果。例如，税收是否能够真正减少碳排放量取决于人们准备付多少钱。税收也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给政府带来利益冲突。

　　而且，税收只是利用价格机制实现配给的一种隐蔽的方式――不仅不公平，还可能不受公众欢迎。如果富人能无所顾忌地消耗巨大的碳（想想大卫·贝克汉姆的跑车），那么就气候变化所进行的任何努力都白费了，就像在1940年，如果当时皇族获得更多的食品配额，那么抗战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相反的，正是贵族们和码头工人“同甘共苦”的情景展现了一个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击败纳粹的决心。

　　碳配给体系与战时配给非常重要的不同在于，为了使这一体系更加灵活，未来的碳排放配额将可以进行交易。如果A真的非常想搭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探望母亲，B（没有汽车）也乐于向他出售部分自己不使用的配额，到此为止甚好――碳减排的整体目标还是达到了（因为国家年度预算是递减的），而人们也没有丧失行为自由。而且，交易也从经济上激励了低碳技术革新：一项革新需要人们付出的碳排放配额越少就会越具有吸引力。如果在家里安装太阳能面板能够允许你将多余的配额兑换成现金，那么太阳能面板不仅是人们能够用得起的，也是值得用的。从宏观水平来说，碳排放配额交易也具有激励长远投资决定的作用。

　　对个人而言，碳排放配额可等同于另一种流通“货币”：当购买高碳商品（车用汽油、海外航班机票）时，收款终端就会付出一定比例的配额。考虑到国内碳排放只有一半来自个人直接选择行为，另一半可能由政府向私人企业拍卖，用于满足制造业和服务领域的需求。因此，如果你购买香蕉或者去理发，碳排放配额则已经由公司支付了，而这部分成本也会被计入终端价格由消费者承受。

　　不像战争时代那样需要供应证，现代的配额发放可以采用电子手段，与银行借记卡原理相同。如果一个人缺乏足够的“碳信用”完成交易，他（她）可以通过收款终端系统在“现货”市场上购买，就像预付费（pay-as-you-go）手机用户一样，先充值再打电话。

　　那么，普通公众会接受碳排放配额吗？英国环境大臣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是少数几个看起来明白气候变化问题的高级政治家之一。他认为公众会接受，并在7月19日对审计署的重要演讲中宣扬了碳排放配额理念。笔者（注：本文作者马克·莱纳斯）曾被私下告知：保守党的奥利弗·赖特温（Oliver Letwin）曾花好几个小时研究碳排放配额方案的具体细节，在这一事务上他可算是“喜好独特”。更令人惊异的是，不论我何时在全国的公共会议上提议实施碳排放配额，总能获得观众自发的掌声。也许公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并不像很多政治家喜欢设想的那样落后。也许人们也意识到，随着社区和小规模农业的复兴，这种碳排放配额制度终会实施，实际上这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有很大的好处。

　　然而，强制实行这样一项方案――而且必须强制实行，因为自愿参与不太可能――将要求领导阶层所具备的那种政治能力和洞察力，看起来在现今的领导储备中很是欠缺。但从长远来说，这样的领导阶层需要受欢迎，同时不反对民主。有谁会为了反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在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示威呢？有可能会跟1940年反对实行战时配给的示威人群一样多――一个人没有。（作者Mark Vnas，陈丹编译自英国《新政治家》周刊封面故事）

阿尔卑斯

额。。。这个要放去哪啊？
应该不是在这个版块啊

孤独剑客

现在不是有个什么读书的地方么，放那里吧

阿尔卑斯

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