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

JacquesHUANG

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   
  

  

我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旧中国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生产力不发达，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来自于农村、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很容易受到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思想的渗透和侵蚀。

2004年3月《求是学刊》许全兴的文章说，全面审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确有对毛泽东发生过负面的影响。

首先，个人专断、家长制的作风。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民主作风比较好，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能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包括反对自己并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1956年，他正确批评斯大林个人专断、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民主、破坏法制的错误。可是，他很快就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党之上，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十分严重。他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已不是以往平等的同志关系，而是类似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他沿用了封建主义的做法，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他主张人治，不主张法治。他对民主集中制等的理解和实践也渗进了某些专制主义的成份。

再如，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很长时期里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的现象。”

但随着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的失误，他的看法有所改变，由反对个人崇拜到逐渐接受、欣赏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甚至在理论上提出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把“个人权威”混同于“个人崇拜”。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至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逐渐消失了。对毛泽东不再崇拜，并不等于中国社会已不存在个人崇拜的社会条件，更不等于个人崇拜已退出政治生活。

再又如，平均主义。梁启超把现代的社会主义与孔子的“均无贫”混为一谈是典型的“附会”。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在1958年，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反映到毛泽东的头脑中，并且与历史平均主义联系起来。他在郑州会议上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杀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很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他对《三国志·张鲁传》写了两个很长批语。12月7日的批语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12月10日，大概他感到这一批语有些不妥，就把它删了，重新写了一个，但基本精神与第一个相同。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把第二个批语同张鲁传一起印发给到会者。这些都表明，现实的和历史的农民平均主义渗入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平均主义、共产风，导致对农民的剥夺，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毛泽东发现“左”倾冒险主义危害严重，大力纠正共产风和平均主义，使生产关系有所调整，但从“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依然杂有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

我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旧中国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生产力不发达，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来自于农村，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很容易受到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思想的渗透和侵蚀。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注重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注重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对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封建主义很少提及。他忽视了中国的几千年的封建主义遗毒要比资产阶级的影响厉害得多。放松了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警惕，忽视了对封建主义遗毒的批判，势必容易受到它们的侵染。这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吃了封建主义遗毒的苦。惨痛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一个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要十分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渗入。有了这种警惕，头脑会清醒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可以得到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