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公地悲剧在英国是和“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历史书中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书中没有提到：“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作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我在这里不是想为“圈地运动”平反，因为从道德伦理上讲这是一段血腥的历史。但是如果没有“羊吃人”事件，最终的结局将是毁灭。现在世界上土地保护好的地方，往往都建立了土地产权，而那些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往往是还没有建立土地产权的地区。与此相应，最近热门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公地悲剧”呢？
现在多与公共产品易被损坏和权责不够分明相联系。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也可以从“公地悲剧”的角度来解释。草地属于公有产权，零成本使用，而且排斥他人使用的成本很高，这样就导致了牧民的过度放牧。厂商对消费者需求的需求类似于牧民对草地的需求。消费者需求也没有排他性使用的所有权，厂商对消费者需求的零成本使用必然会产生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另外，产业在进入者进入之前是无人所有的，谁先进入，谁先占有，市场份额对厂商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市场份额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样就会出现各厂商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纷纷抢先的进入市场的现象。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前经济建设中的过度进入问题所面对的是公有经济产权结构。在这种产权结构下，产权名义上归全体人民所有，但由于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的成本过高，造成了实际上的所有者缺位。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利益集团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搞建设，由于彼此信息不充分，造成了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
　　既然消费者需求和市场份额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们不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那么，就需要政府对这两种公共物品的产权进行重新界定。如采取市场进入的许可证制度等。同时，政府在重新界定公共物品产权时，也可能会出现寻租行为，还可能出现少数大厂商的垄断行为。这样势必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水平。因此，过度进入的解决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来解决，而主要应在市场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中来解决，要使市场机制充分而有效的发挥调节作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解决产业发展中的过度进入问题。

若水

观察与分析　 环保浮夸与公地悲剧http://www.sina.com.cn 中国环境报
　　曹家新

　　前不久，《2006年国家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年度报告》出台。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虽然进一步提高，但不少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严重滞后，城市建设问题突出。其中，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的城市有200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的城市有187个；有155个城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理率为零。

　　近年来，一些城市总是宣传他们的环保工作取得了怎样大的成绩，城市环境卫生、空气质量、污水和垃圾处理、居民用自来水质量等都有了明显改善。然而，在“全年空气质量好于二级标准的城市不足四成”、200个城市污水依然放任自流的事实面前，相应城市的有关官员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也许，一些城市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证明为什么生活污水处理率为零，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污水处理率为零并不能掩盖其环保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不管如何去证明、去例证，都无法改变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为零这一根本事实，都无法改变城市环境在污水中不断恶化这一严峻现实。

　　事实上，在环保问题上欺上瞒下，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说一套、做一套已经是一些地方政府习以为常的做法了，在他们看来，所谓环保，只是要求而已，经济才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体现政绩，环保不能体现政绩。于是，置环保于不顾的现象就难以改变，问题也就难以解决。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不感兴趣，而对污染严重企业常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为名，行地方保护之实，出台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土政策，对辖区内企业和工业园区设立零检查区，“挂牌保护”等，干扰正常的环境执法。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承诺，不因环境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停产、转产或关闭。

　　经济学有个说法叫“公地悲剧”。在一块公共草地上，大家共同放牧。如果每个牧民都想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就会多放些羊，结果草场持续退化，最后无法放羊，所有的牧民都将破产。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就沦为这样一个公地，生活污水、垃圾无害化处理在一些地方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处理率几年来都始终是零。不难想象，如果所有的城市都对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放任自流，环境污染的危险就会降到公共环境这块公地上。

　　同样是牧场，在茫茫内蒙古草原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石头垒起的敖包。这是草原上的路标。牧羊人以祭敖包的仪式，每人留下3块石头，祈求神灵的降福。于是众人添砖加砖，敖包越垒越高，敖包下的牧场成为牧民的乐土。如果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能重视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像牧羊人般添砖，时常对城市环境风险引起警惕，那么类似无锡太湖蓝藻暴发的事件也许不会发生；如果城市的管理者都对自己的岗位有一种神圣的敬畏，他们就不会使自己的城市因环保设施严重滞后而“榜上有名”。

　　环境关系生存，污染必须遏制。保护环境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而绝不是嘴上一套、行动一套。虽然环保浮夸不能都归咎为官员的个人品质问题，但在缺乏对行政行为有效而全面监督的前提下，“数字出官”是难免的，比如市长要求城考数据造假，追求表面政绩使得每个地方、每个任期的GDP飙升背后的社会代价能够不断被隐蔽和转移，得过且过，积累矛盾，这无疑是非常可怕和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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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在地方利益眼中只是宣传作用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只将环保留在嘴上不留在脑里，致使地方企业一查就关、一走就开的状况短时间内仍难改变。“没有钱怎么搞环保，等经济发展了，环境保护可以慢慢来。”在许多地方官员的脑海中虽然有部分环保任务，但GDP的增长依然是他们政绩追求的最终目标。在相关环境法律法规滞后和绿色GDP等政绩考核改革不完善的情况下，环保在地方利益眼中仍只是宣传作用。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很多企业是当地经济的支柱，地方政府对于这些企业的做法往往是不出大事就行。因此，有必要让环保变成一种强制手段纳入地方政策的制订当中，我们也需要看到更多因为环境问题而“下课”的地方官员。

若水

科学时报：环保问题何时走出公地悲剧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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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环保局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仅有6.51%的市长认为不会。(《中国青年报》11月13日)

　　为什么群众的答案会与市长(厅局长)们的答案大相径庭？用全局意识观察经济现象，领导干部的能力应当更强一些，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前，《中国青年报》报道的一则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地厅级公务员最关心环境污染问题。从本质上看，这是相对立的结论，其背后隐藏着环保正在成为“公地悲剧”的征兆。

　　群众的环保意识比干部更强烈一些暗示了一个深刻的环保命题：环保问题产生于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的矛盾，是人们追求私益而出现的“公地悲剧”。我们知道，在解决环境问题时，行政机关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产生政府失灵，可能为了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甚至长官利益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另外，环保问题是公共性的，其力量源泉在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这是一种道义发动机制，借助于行政手段保护环境，主要依赖于人们的道德观。即使对环境保护作出明文规定，其运行也是靠官员的责任感，是消极的、被动的、依命令而作出的行为，不是主动的参与和付出。可以说，环保问题的“公地悲剧”既是群众的环保意识比干部更强烈的原因，也是结果。

　　九成受访官员认为加大环保影响经济发展是工具理性驱使下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工具理性的张扬下，我们常常为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价值判断，追求短期效率而忽视长远发展，追求效率而忽视平等，注重经济绩效而忽视人文价值。如此以来，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了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就我国来说，长期以来衡量经济增长和绩效的指标主要是GDP，而对GDP存在的缺陷无视，即使注意到了也无能为力。事实上，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人口、就业、保健、教育、分配制度、道德观念、结构、政治体制等内容。

　　当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突出问题，如各地发展欲望浓烈、可持续发展观念还未根本确立，环境权利观念发展迅速、环境责任意识相对迟缓，传统伦理观念坚固、环境伦理观念难以践履，工业文明意识突出、生态文明仍需澄明。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为，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比如，我们在考核干部的成绩时，不能仅仅以GDP为指标，在建设项目选择上，切实实行环境一票否决制，强制将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等。更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保护环境权的“全民皆兵”机制，将保护环境的力量源泉植入万民的心中，让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深厚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防止政府失败、市场失灵、环保道德丧失等现象，防止自然环境作为公共用地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