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可降解塑料袋公司的“坚冰期”

紫凌

“我们已经熬了六年，还准备再艰苦奋斗6年。”2008年7月12日，杭州茂达环境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达)负责市场的陈先生面对实践队做出的展望。陈先生往后微仰，露出疲态说:“折腾不起，我再干两年也就退休了。”在这位鬓发微白的中年男子眼中，“奋斗”与“折腾”并无二致。

　　浙江师范大学“限塑之行”暑期实践队近日赶赴杭州，展开为期10天的调研、访谈活动，目标之一便是了解生产可降解塑料产品的企业的现状。

　　茂达是浙江省唯一一家有能力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企业。陈先生透露，茂达举步维艰，一直在亏损的边缘挣扎。2008年6月1日，《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简称限塑令)开始实施，规定“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而且“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这曾给茂达带来莫大的欢喜，在他们的预期中，超薄塑料袋市场受到打击之后，相对价廉且具有环保优势的替代品——可降解塑料袋就拥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有偿使用塑料袋的规定，将塑料袋的支出由生产者转移给了消费者。消费者为塑料袋买单，似乎销售商便会对塑料袋的购买价格不再敏感。

　　在接受浙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茂达的总经理郭文慧仍有所担忧:“如果开始对塑料袋收费，那么塑料袋的使用量必然减少，企业的效益难免会受到影响。”杭州世纪联华运河路购物广场主管销售的赵女士表示，限塑以来，这个超市的购物塑料袋的使用量降为之前的三成。

　　“‘限塑令’对我们肯定是好事——不过要从长远来看。”陈先生透露，6月茂达的订单纷至，生意兴隆；而7月，订单骤减，回落到了原来水平。显然，6年来一直将生产可降解塑料袋作为主攻方向的茂达，并不愿意看到这个迟到的春天如此短暂。

　　可降解市场之路漫漫

　　价格之高，经销商依旧敏感；降解性能，消费者无关痛痒

　　摩挲着一只某超市售出的塑料袋，陈先生表示这可能是用新料做出来的。“我们产品的成本跟新料做出来的成本差不多；不过如果是二次塑料袋，成本就只是我们的1/20了。”二次塑料袋是指废弃塑料回收后，经清洗、打碎成塑料颗粒、重融、吹膜等过程生产出来的塑料袋。这些过程往往发生在不知名的地下作坊里，而步骤之一的清洗往往因为费水、工作量大而草草了事。

　　“面对二次塑料袋，我们的产品没有竞争力。”陈先生所说的“竞争力”是指价格优势。“经销商对于塑料袋的价格其实是极其敏感的:17.1元的两刀产品肯定会被要求抹零。跟一些采购量少的经销商，你永远要不到零头。”

　　“有时候着急啊，下班了就带着几刀可降解塑料袋就往菜场去了。别人吓一大跳，你这袋子怎么这么贵啊？然后我该怎么讲？这年头什么都涨价了，你的肉以前卖多少一斤，现在卖多少？难道塑料袋的原料就不往上涨吗？”塑料袋的主要原料聚乙烯，从石油中提炼而来。原料价格随着一路飙升的原油价格而水涨船高。成本的走高使得原本微利的塑料行业的利润空间大大缩水。

　　从浙江师范大学2008“限塑之行”暑期社会实践队的调查数据来看，调查的387人中，有19％的消费者会愿意选择可降解塑料袋，作为塑料袋的替代品。这与布袋、纸袋、竹篮的选择趋向大致相当。

　　而且另一组数据表明，当被调查者遇到有些超市、商贩等为吸引顾客仍无偿提供塑料袋(不可降解)的情况时，被调查的381人中，有一半的人态度暧昧，表示“视情况而定”，有两成的人表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成的人表示“完全接受”。消费者接受心理，使得可降解塑料袋的预期市场受挫，环保愿景与现实中消费者的实际行动脱节。

　　降解，还是不降解？

　　环保产品备受争议

　　必须指出，可降解塑料制品究竟能否对环境友好，这一涉及技术检验的问题在网上争论至今激烈。网上有很多环保高手，取譬设喻:“一片肥沃的耕地，如果落入几吨不可降解塑料袋，很好办，组织人力拾出来就行了；但如果在土壤中渗入几吨可降解塑料粉末，那么这块地可能就永久地废了。”可降解塑料的“危害”被控诉为“永久性的、不可逆的、灾难性的”。

　　对于网络上所推崇的“很好办”的方法——“组织人力拾出来”的做法，陈先生不以为然，“成千上万只塑料袋哪能拾得出呢？事实上的情况是，不可降解塑料袋没法拾，可降解塑料袋拾不了，降解成了看不见的大分子。”

　　的确，从石油中提取出的聚乙烯难以降解。主要由这种无机物构成的不可降解塑料袋可以在自然环境下数百年保持原状。市面上出现的可降解塑料袋都属于部分可降解:在原料中掺杂淀粉、光解剂、滑石粉(碳酸钙)，加速塑料袋的崩解。对于聚乙烯在自然环境下的降解，现代科技无能为力。

　　面对甚嚣尘上的争议，陈先生承认可降解塑料袋的环保前景确实是难以预见的。“我们也不能明确地说，可降解的好还是不可降解的好——因为没有科学的环境认证——不过我们能把塑料袋降解为肉眼看不到的颗粒。降解期限根据客户需要，多为半年到一年。”

　　世界上并非缺乏纯环保的技术，台湾一家塑料制品厂掌握着生产完全可降解塑料的工艺。制作原料为淀粉、麦秆、蛋白等。“蛋白！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啊？是给临危的病人输液急救的啊！”虽然有着绝对的环保优势，但因为成本之高而始终跨不过市场的门槛。“一个塑料托盘卖10元，怎么会有市场？”没有市场，正是“科技无法转化为生产力”的硬伤所在，成为了掌握高等环保工艺的生产者们共同的无奈。

　　袋子照送超薄照用

　　菜场与限塑，是“貌合神离”还是“分庭抗礼”？

　　早在2005年1月1日，杭州市政府开始在全市推广可降解塑料袋，这意味着掌握可降解技术的茂达在杭州具有垄断市场优势。2008年6月9日“腾讯评论”的“今日话题”为“限塑令，你来得太温柔”，绝非偶然。农贸市场本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为何茂达在7月的产量反而跌落到原来的水平？限塑令带给郭经理的复杂心理，当真要应验在疲软的订单身上吗？

　　“6月买去的可降解塑料袋大概只能使用1/3”，这是陈先生给出的数据。经过实践队员的走访，发现中小型菜场，茂达生产的提携式可降解塑料袋大多数并没有悬挂在摊前，低廉的超薄提携式塑料袋仍被免费地大量使用。

　　杭州文二路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的经理说:“2004年我们已经开始使用可降解塑料袋，限塑令出来后倒好，食品的预包装带必须是没有提携功能的平口袋——而平口袋却恰恰是不可降解的！”

　　“塑料袋现在是收费的，不过谁敢明收顾客钱啊？我们已经在菜价里面暗含了塑料袋的价钱——趁着菜价涨的时候，适时调整了一下。对于隐性的收费，消费者抵触情绪小，心平气和。”

　　这显然有悖于“限塑令”中规定的显性收费。在激烈的竞争下，所谓的“隐性收费”的那部分支出很有可能会被摊主内部消化掉。

　　中小型菜场、小摊贩的“限塑令”执行效果则更差，超薄塑料袋随处可见。执法盲点在于执法人员无法站在每一个摊位面前监督法令的实施。法不责众的尴尬在力不从心的执法力量上又一次应验了。

　　“小摊贩流动性大，抓都没法抓。生产塑料袋门槛很低，家庭小作坊，购置一台几万元钱机器。接了订单便开工；没有订单便扛起锄头当农民——灵活得很。”“生产出来的超薄塑料袋往自行车上一挂，推到集市上卖；卖完后走人，你叫人怎么抓？”“游击”性质的地下作坊蚕食正规企业的市场份额由来已久。据了解，上海曾有好几家生产发泡塑料制品的企业，因为缺乏总代理，经销不畅，纷纷倒闭。

　　只有通过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认证的生产企业才可以在产品上使用“中国环境标志”，这个标志在塑料行业意味着产品是可降解的。但这并不妨碍某些企业将“可降解”的字样随意使用以增加产品的竞争力。2008年5月29日的《海峡都市报》刊登了名为《“降解”字样随意标，“可降解塑料袋”多是假的》的报道，其中指出，“福州市面上不少企业打着‘降解’旗号，声称其产品是降解环保产品，而实际上是假降解、伪降解”。假冒伪劣产品，也正威胁着正规企业的发展。

　　菜场、流动商贩拒绝与限塑令携手并进的现状直击执法软肋。在实践队的调查中，3/4的被调查者认为流动商贩执行限塑令的状况“差”和“非常差”；接近四成的被调查者认为菜场执行限塑令的情况为“差”和“非常差”。塑料袋作为分散在中国每一个毛孔的消耗物，轻而易举地对一纸温柔的“限塑”说不。

　　这块大蛋糕为何吃不到嘴？

　　可降解塑料袋生产企业不愿与超市合作

　　限塑之后，各大超市的塑料袋使用量降为之前的三至四成。即便如此，杭州世纪联华运河路购物广场主管销售的赵女士向实践队员透露，超市每天的大号袋、中号袋使用量仍保持在1700～1800只。可见，超市的塑料购物袋使用仍具有可观的市场潜力。

　　2008年7月10日，实践队员观察到:上午9∶10~9∶20这10分钟内(8∶30~10∶00为老年人买菜的高峰期)，一筒大号的手撕连卷袋置于水果摊位，无人看管，共被撕去63只，3只被撕破的被弃置一边，平均每10秒钟被撕去1只。超市并非仅有一个手撕袋提供点，粗粗一数，已不下5个。网上有人呼吁“莫要让手撕袋架空限塑令”，也是不无道理的。

　　超市的塑料袋主要由总部采购，分配给分部。如果能进军超市总部，垄断其购物塑料袋以及耗费巨大的手撕袋供给，那么便意味着分到一块硕大的蛋糕。

　　“我们与超市也曾经合作过，但一次之后就决定不再合作了。超市有着自身经营的潜规则:每两三个月记一次账，也就是说要等3个月才能收到款；每次订单量又大，我们没法垫付巨额的成本，只能贷款。而塑料袋本身就是微利行业，如果要付的利息超过了利润，我们就亏本了。”当队员问及补助时，陈先生表示，国家对于环保企业有减免税收、水电优惠等措施，但仅此而已。

（责任编辑：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