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价值观上的一次变革 －－转

我们需要价值观上的一次变革  
  
  2006年6月13日 10:26  新疆天山网  
　　
   天山网讯（记者陈超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里革断罟”（罟即渔网）的故事，说有一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撒网捕鱼，大夫里革出来干涉，说根据祖先规定的制度，“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在每年夏天鱼类生长季节不能到河里捕鱼），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古制。里革不但把鱼网撕毁扔进水里，而且大声向鲁宣公宣讲古训：为了保护草木鸟兽鱼虫使之繁衍生息，山上再生出来的树条不得再砍，水中未长大的水草不能割，捕鱼不捕小鱼，捕兽不捕幼兽，不能摸鸟蛋破榖卵，不能坏未成形的幼虫。这里的古训可以理解为先民的法令，以保护环境的法令制止君王的捕鱼行为，这就是古人对环境保护的态度。

   １９６２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出版了她的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书中描述了滥用化学农药造成的生态破坏：“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并在几小时内死去……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奄奄一息……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本书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这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在短暂的几十年间，工业的发展已把人类带进了一个被毒化了的环境中，而且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是全面的、长期的、严重的。人类开始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从那时起，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兴起了“环境保护运动”。１９７０年，欧美国家发起了第一个“地球日”活动，１９７２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很多国家相继制定了各种环境法规。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恢复和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全社会早已达成的共识，但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赚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为了赚钱就可以破坏环境或毁灭生态。多年来，在“发展”的帽子下，我们常常遮掩了多少生存的真相。比如大量砍伐森林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生产家具、纸浆、一次性木筷等，它们拉高了ＧＤＰ，但这些生产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如造纸对河流的污染、林木减少既导致了水土流失又降低了空气质量等等），却没有从ＧＤＰ总值中扣除；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护健康，人们又不得不购买矿泉水（富人或中产阶级甚至要乘飞机去其他地方度假以呼吸新鲜空气），而对矿泉水的购买和度假的消费等更增加了ＧＤＰ：一次破坏竟成为ＧＤＰ的两次增值，“美好生活”就是这样被我们生产出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经济增长起来以后，环境和生态保护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人类为增长必须支付的代价，没必要大惊小怪。这种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没有人会认为天上真的会掉下馅饼来。何况我们长久以来的贫穷更决定了代价，包括环境—生态代价，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代价论”的滥用，正在让我们失去曾经赖以为生的土地、森林、草原以及河流。曾经美好的自然变成了“发展”话语下的“资源”，而一旦具有了这种“资源”的价值，自然就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它们满足了少部分人的利益需要，却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可以说，唯“发展”为要的价值观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甚至是唯ＧＤＰ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接轨”的步伐的加快，资源与开发的矛盾、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必然造成很多地方的快速荒漠化，以及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等，危害更多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环境已经对我们造成了危害，才动手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的行为。

   对物质的追求应当为更大的“自我实现”的目标服务。人类生活的文明尺度，不仅仅在于“生活标准”即物质占有量的不断提高，而在于“生活质量”即物质的充分利用和精神生活的不断完善。所以，把人的自我利益与大自然中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道德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生物圈”或“生态系统”，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念上急为需要的一次变革，也是我们道德观念上的重要进步。人类只有重新认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只有成为大自然生命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善良公民”，而不是狂妄的“主宰”，我们才可能获得真正和谐的生活；我们依然需要遵循一些似乎已经有些过时了的“古训”，我们需要里革那样的执法者，我们更需要来一场价值观上的深刻变革。

原文地址：http://www.tianshannet.com/GB/channel3/19/200606/13/276007.html

尚耀庭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　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