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讨论]从李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考当代的环境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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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委会林业试验所

金恒镳所长

    阿尔多‧李奥波德 (1887-1948年) 在他传世名著《砂郡年纪》内倡导的土地伦理观，对近代蓬勃发展的环境伦理学有明显的影响力。许多「环境伦理学」的专书，如尤金‧哈格鲁夫 (Eugene c. Hargrove) 的《环境伦理学之基本原则》(1988)，赫尔姆斯‧罗尔斯顿 (Holmes Rolston, III) 的《环境伦理学：对自然界的义务与自然的价值》(1988)，贝亚德‧卡里科特 (J. Baird Callicott) 的《捍卫土地伦理思想》(1989)，约瑟夫‧德斯约汀斯 (Joseph R. Dosjardins) 的《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概念》(1993)，罗勃特‧埃利奥特 (Robert Elliot) 的《环境伦理学》(1995)等等，无不从各种层面 (哲学、伦理学、生态学、环境学等) 深入思考李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并将他局限于地方性 (美国威斯康星州) 区域范畴发展出来的土地伦理观，普及到全球性大尺度的环境伦理 (Rolston III 1999)。
    李奥波德（一八八七年~一九四八年）是美国耶鲁大学森林学系的硕士。他在美国林务署服务了十九年后，自行接受野生狩猎动物调查的委托案工作，四年内完成了一本《狩猎物的管理学》，旋即于一九三三年受聘为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主持野生动物管理的研究与教学。正当生产力旺盛的英年，却不幸于一九四八年在扑灭邻居的大火灾中丧命。但是，一九四九年结集出版他的《砂郡年纪》(Leopold 1949) 中，他倡导的「土地伦理」的观念影响深远，该书至今此仍为保育生物学与环境学人士奉为圭臬。
    人类取得与使用能源的演变上，可粗分为四大时期：(1) 发明农业与利用生物量能的时期 (约一万年前到十八世纪中叶)；(2) 利用煤的产业革命的时期 (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期)；(3) 利用石化燃料的时期 (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末)；(4) 发展多能源的时期 (自二十一世纪末起可能发展多元能源，如风能、潮差能、生物量能、地热能。原来极有潜力的核能的利用尚有待定论，因为科学界尚在积极寻找其它可替代有潜力的能源)。这四个时期当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正如一切文明与科技的演进，承先启后的是渐进式的发展。这前三个时期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性为以农业为主的时期历经的时间最长。农业时代的能源完全来自日辐射能的生物光合作用的产物 (包括工业能源的木炭)。人类在此时期发展出灿烂的高度文明与科技。
    第二个特点为人口急速的增加。在利用石化燃料为能源的时期，经历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但在科技、医学及其它科学上却突飞猛进。第一个时期经历约有一万年，在农业发韧期的全世界人口约为二百到二千万 (Cohen 1995)，到了第二个时期的产业革命的初期 (十八世纪中叶)，全球人口不到十亿。过了一百五十年，到了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开始，全球人口也不过十六亿。但是此后的一百年间 (1900-2000年)，世界人口大急速猛增，到了二十世纪的结束，全世界人口已超过六十亿！在此短短的一百年间，人口增加了约46亿 (Brown et al. 1997)。
    第三特点为最近百年来，全球的物理及化学环境 (如大气的组成，地表接受的太阳紫外线辐射量，降水的酸化，土壤的湖泊与海土壤污染与流失) 与生命多样性也同步的剧烈变迁着。
人类在二十世纪初已经意识到环境会有巨大的危机存在，虽然那时的人口量不过现今全球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过环境恶化警讯却已昭然若揭。
    人类在思考与理解全球变迁的问题上，提出环境变迁对人类有「利」或「弊」的看法诸多分歧，而人类对待环境 (包括所有生命) 秉持的道德，只是讲究「是」或「非」的各种论点。这两个「利弊」与「是非」思考似乎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而伦理学的内涵应受哲学的规范。传统的西方哲学充满专有术语与符号逻辑，是一般人难懂的学问，但是一般人对全球环境变迁的现实问题无可回避。
    传统哲学的道德论虽有其严谨的定义，但只涉及人类的社会，最多也可延伸到与若干 (非全部) 动物的某些关系，几乎不论及无生命的物理世界的成分 (如空气、水、土壤、岩石、河川、海洋等等)。尽管有这层隔阂或障碍，晚近提倡环境伦理学的学者用「实用伦理学」来解读环境伦理学。
    卡里科特 (Callicott 1989) 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科技 (如核能的利用与基因工程) 的发展，产生了崭新的道德标准问题，而这些问题已不能单靠传统伦理学可以解决，因为这涉及环境的问题，而此时许多称为「环境哲学」的人士，沿用并扩展传统伦理学的道德论，阐释人类与环境间的新问题与新关系。
    逐渐地，有许多亲近自然的人，将传统的西方道德论与经验价值的「人文为中心的主义」观念，扩张到以「生态为中心的主义」或「自然为中心的主义」。他们认为惟有如此，人类始能面对全球生态与环境变迁所带来长远的不良冲击，并可寻求解决的实用方法。他们主张要从个体（个人或其它动物的个体）的内在价值，普及到生态系，乃至全球自然系统的内在价值观 (或固有价值)。因此，环境伦理的两大特点为：考虑的空间从个体到社群（在生态学中用群落、群聚或群集表示）乃至生态系；从人文中心主义扩充到生态中心主义，所谓生态平等主义。这两方面的思考，在李奥波德的《砂郡年纪》中有启蒙的解说。
    李奥波德的环境伦理注重整体的「生态系」，即他标榜的「土地」。生态系内每一个成员 (人、动物、植物、微生物、土壤、空气、水…) 相互效力，组成完整的、均衡的与稳定的生态系。每一个体、族群与群聚要有适宜的栖息场所 (生态学家称为生态区位)，而土壤、空气、降水依自然律运作。这个概念贯穿《砂郡年纪》全书。例如在砂郡岁月的〈十一月〉，他纪录他的一座树林，那是一座不具备「经济」利用价值的树林。外表看来是一幅破败景像的杂木树林。林地上尽是横倒的树干与散置的枯枝落叶，以及残株、败枝与断根纠结，然而这种生态系的「结构」，正是浣熊有适宜栖境与庇护的场所，那座树林确实是一个浣熊的家庭总部。
    人类眼中破败景象的树林，不但是浣熊的适宜栖境，也为披肩松鸡、山雀、黑啄木，横斑林颚、林鸳鸯，提供安居与准备粮食。因为有无数的虫，利用地上的横倒树干的里里外外。腐化变空的树心是蜂巢的生活据点，也是松鼠的家。这〈十一月〉的树林纪录，说明了树林内死树的「存在价值」，那在是那在是多样动物的生存、繁殖与演化下去的保证。人类呢？他们往往冲到树林里，随意取走倒在地上面的树干与散在地面的枯材落叶。他们认为这是无用之物，弃之可惜与徒增浪费，还不如拿来当材烧更相宜。
    凡是没有「主」的东西，谁拿到便是谁的，这似乎无关道德，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树林的主人便是那些野生动物。人类视自然之物为一己之私有财产的深根柢固观念，李奥波德在「土地伦理」的开宗明义便举例说明了。树林里的所有东西，都是野生动物、植物的住宅与粮食，也是它们躲避天敌，繁殖后代的领土。这些看似易懂的概念，却是数千年来大部分的人类未曾深思过的。
    然而这层认知生命间的紧密关系，在传统伦理学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只有对同类才负有重要的义务，对生态系是毫无义务可言的 (Roslton III 1988)。然而环境伦理学中，认定自然本身有固有的内在价值，不必由对人的好处来评定其价值，可由其对其他生命的好处来定其价值。然而，完整、均衡与稳定的生态系，是由众多的生命及自然的物理条件 (水、土、空气等)，在紧密的关系下才能维系的。惟有健康的生态系才能提供许多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对人类而言也是有价值的)。这些产品包括新鲜的空气、清净的水、可食用的野生果子。而服务也不胜枚举，例如昆虫与若干哺乳动物对植物授粉作用的贡献，水土保持的功效，及美好的景致与科学的研究实验室提供等等。罗尔斯顿为此列举了十四项自然所拥有的价值 (Rolston III 1988)。
    李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是扩展了生物群聚 (群集) 的界限，使其纳入土壤、水、植物与动物，即总称为土地的集合名词」。同一物种组成族群 (populations)，许多族群组成群聚 (community)，而这些群聚与其栖息的物理环境 (土壤、水、空气) 之间息息相关，组成复杂的生命网，这个生命网称为生态系 (ecosystem)。这就是李奥波德称之为「土地」。因此，「土地」一词，以现代生态学术语来说便可以是「生态系」或更大尺度的「地景系」(landscape)。就生态学而言，他说「伦理是约束为生存奋斗的行动自由。」这其实是对人类提出环境与资源恣意利用的规范或约束。
    这个约束不但要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更应扩展到人和的生态系之间。换言之，也就是人与生态系内的所有其它的组成份 (所有生命与非生命) 之间，要有某种形式的伦理存在。他说「人类将伦理扩展到这一个层次﹝即与生态系的关系﹞，在演化上是可能的，在生态上是必要的。」在演化上的可能，如物种间的共同演化现象 (如爱玉小蜂与爱玉子)；在生态上的必要，如共生现象 (如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关系)。
    其实生命之间的演化，始自三十五亿年前，在这个漫长的时光里，演化的动力，不只是达尔文提倡的「物种竞争，适者生存」而已，相等重要的其实是「互惠合作」，才是生存之道。失去合作的伙伴 (尤其是长期赖以相惠共生的伙伴) ，那个相依的物种的灭绝命运亦指日可待。然而，同等重要的，不只是物种 (或族群) 间的竞争或互惠而已 ，而且它们也要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动着的条件。若人类大幅度改变了这些条件的状况，物种 (或族群) 会难以适存。这种变动是近百年来人类活动造成最明显的现象。
    李奥波德不但提出伦理应从个体之间的规范，走入个体与群体，及与生态系之间的规范 (亦即当前的环境伦理)。然而个体如何与群体或生态系之间发生紧密的关系？而这些紧密的关系是靠什么来维系？规范的真谛为何？他在《砂郡年纪》中举了许多例子。综合起来，密切的关系便是指生态系的两大功能：「能量传输」与「营养循环」。这两大功能是靠生命与无生命 (即物理环境) 连成一体而彰显，在自然的环境内有异常复杂与极难了解的过程。
    李奥波德用「生物金字塔」阐释「能量传输」的精髓。能量传输是从日辐射能转变为植物体的化学能开始，这些能量逐层循「食物链」传递着佳惠每一层的生命。金字塔的每一层都从其下的一层获得能量 (即食物)，而本身也成为上一层的食物，提供出能源给上层 (Leopold 1949)。因为食物链每上一层，动物的数量逐渐变少，到了最高一层之动物，我们称为猛禽 (如鹰、鵰) 或猛兽 (如虎、狮、豹等) 是为数不多的物种。
    在能量逐层的传递途中，物质中的元素一再的从较低营养层的动物的身上换到较上高营养层的动物身上，如此一层一层的上升，最后那个最高等的动物死了，经过各层的及各种的生物之分解作用，这个元素又二度循环，成为生产者的营养，又开始回到最下层的动物身上，重新开始往逐层上升。这在生态学的概念上便称为营养循环。李奥波德在〈威斯康星州〉中有明确的列举：钙原子无始无终的旅程。钙原子每次完成全程的经历便是一圈营养循环。然而人类的伐木、开垦土地为农田或牧草地、兴建道路，都会中断自然体系的营养循环。循环不良的结局便是放弃农地，搬离农舍，正如焚烧家具取暖一样，李奥波德称此为「终结」。
    当抽掉生物金字塔内的某层或多层之际，能量便无法循原有的层次架构 (食物链) 逐层传递；当营养循环不再来往于生物与土壤之间，土地不再提供好产品给许多生命 (包括人类) 之际，环境便不再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了。这种现象现今已普遍的存在全球各各角落，这也是生态保育人士引起以为忧之所在，也是环境伦理要探讨的重点之一。
    环境伦理规范便要人类正视及有责任对维系自然界的能量传递与营养循环的正常运作。李奥波德不是当时唯一看到生态问题的人。在他同时代稍晚的一位女性叫做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1907-1964)。她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一本影响层面远超当时过李奥波德的《砂郡年纪》的书：《无声的春天》(其它的中译为《寂静的春天》(Carson 1962)。
    自从《无声的春天》指责农药造成的生态问题开始，环境问题逐渐受到一些人士的关心。此后保护区与国家公园才大量的相继增设，这有一部分是呼应了李奥波德与卡森的环境伦理概念。然而，为维系保育国家公园内的生态系的完整性，却经历了多年的奋斗，这段奋斗期间，有人称之为「李奥波德时代，1963-1981」(Sellars 1997)。
    一九七○年，波特 (Van Rensselaer Potter) 更进一步扩充了李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概念，他的概念包括了生物学与人类状况的全球大尺度。在他的《生物伦理学：跨向未来》中，他指出传统之伦理学为文学院之课程，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关乎人的行为之道德标准 (Potter 1959, 1970)。但是，他说，我们应面对人类伦理之际是不能将之与生态学的真相分离。伦理价值无法与生物学事实分离。我们需要土地伦理、生物族群伦理、消费伦理、国际伦理等等。他首创了「生物伦理学」(bioethics) 一词。
    环境伦理受到许多学者与保育人的重视，可见诸于一九七○年的地球日，那日有二千万美国人上街抗议反对人类加诸自然的暴虐。此时，他们秉持的理论基础便是李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而那本《砂郡年纪》此时才成为保育人士的人手一册的圣经，这距离该书的初版，已过了二十个年头 (Elliot 1995)。一九八○年的地球日，热带雨林的破坏也引起环保人士的忧心，还有重大的全球环境的变迁 (地球暖化，臭氧破洞、酸沈降、环境毒物之污染) 问题，将会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一九九○年的地球日，增加到二亿人 (一百四十个国家) 表示关心环境问题。一九九八年就有二千个研究组织 (机构) 进行全球变迁的研究。这些概念与行动，无疑是重视环境伦理的必要性动力。除了环境丕变之外，人类造成的物种灭绝及生态系的破坏现象，逐渐为学者所关心。一九九二年的世界高峰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中提出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目前至少有一百七十多个国家签署。这个里程碑又将建立生物伦理学的急切性推上一层。
    最后，当今的环境问题（不论是物理与化学环境质量的恶化，或各种生命面临濒危或灭种的命运）都是全球性的规模，因此，环境伦理的实践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全球的人类建立共同遵守的规范。如果逾越这个伦理规范的尺度，便极可能会加速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另一个是国家尺度的层次，各国所建构的伦理应融合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的特质。两者适宜的相互配合，始能发挥环境伦理的功能。
    环境伦理的倡导是要人类珍视自然界的环境，及万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有尊重自然内所有生命（基因、物种、生态系），及保护物理环境的义务。我们应重新审视自然的价值及自然提供的服务，并将这些与人类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立法与政策结合，发展出世界观的环境伦理，这些无非是期望能达到永续人类而应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