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清单中不确定内容不应是坎昆谈判借口

秦八

杰伊•格雷戈指出，当我们计算国家排放清单的时候，不确定性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部分，却不应该成为坎昆气候谈判中无所作为的借口。一项关于透明度的协议如今看来有望达成，而我们需竭尽可能促成其实现。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其排放清单中的不确定性几乎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量一样大。”

　　制定一个国家排放清单似乎很容易：就是把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费按照燃料类型分开，乘以一个碳排放因数的简单计算而已。多年前我对它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当时我开始对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的季节性循环进行测算，以加深对全球碳循环的科学认识。这个研究是和位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联合进行的，这里是排放清单的主要数据库之一。

　　但是，当我在印尼石油部里度过一个下午，翻阅着沾着咖啡渍的报告，在架子上寻找着缺页，努力猜想着那些似乎是随机产生的数字时，我意识到之前自己有点太天真了。

　　从那以后，印尼的数据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尽管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数字充其量算得上是零零星星的。即使在更发达的国家，数据质量也参差不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排放清单的报告提供了多项指导原则，但许多国家没有资源来及时提供可靠而透明的数据。最近，人们进行了一项共同的科学努力(比如这里，这里和这里)，以便降低排放清单中的不确定性。在政治上，目前有很多人非常关注中国排放数据中的不确定性，而其中也经常缺乏透明度和可靠性。

　　对科学家们来说，不确定性是工作中的一个正常部分，排放清单也不例外。但目前的不确定性程度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说显然太高了，必须有所改善。然而，我们既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也没有资源制定出完美的清单，因此这不应该成为进一步拖延谈判的借口。我们应该就排放清单中可以接受且现实的不确定性水平制订一个目标，并且定一个国际行动计划来实现它。

　　排放清单的审核是由UNFCCC下面的一个国际专家小组进行的，但是在国家数据缺乏透明度的前提下，要确定报告排放数量的准确性经常很困难。如果不考虑全球总数的话，科学家们能够很快弄清一国数据的准确程度，但问题在于要确定哪些国家的报告不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科学家们尽最大努力，通过各国的报告修正以及基础数据的自相矛盾等情况对不确定性进行量化。

　　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但是，能源数据的不尽不实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化石燃料的开采、运输、加工和使用途径都数不胜数。化石燃料排放的计算中存在众多挑战：私有消费者储备燃料，或者从黑市购买；军事燃料的使用通常不会有报告；一些数据因为与私有企业的保密条款而被隐瞒；不同国家机构使用的单位、统计技术和数据收集方式也各不相同。甚至在一些国家的能源报告发布之后，也会进行数据修订，有时甚至是在几十年后进行的。因为基础数据的获取、处理和校正的任务极为艰巨，制订一份排放清单非常艰难、耗时，而且成本高昂。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还是努力制订出尽可能接近实际情况的数据。

　　不幸的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其排放清单中的不确定性几乎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量一样大。(这也说明现有的减排目标太低了，难以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工业化以前高2摄氏度的范围内。)就算是一直保持数据准确的美国，化石燃料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计算的误差范围也在3%到5%；对于中国，我们估计这个不确定性在15%到20%；而对于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来说，不确定性只会更大。

　　世界碳排放的大部分来自很少的几个国家，因此只要提高几个关键排放国的数据准确度就可以降低全球排放的不确定性。比如，非洲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中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误差一样大，这是因为中国的排放量是非洲的五倍多。但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总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全球排放中比重的增加，全球排放数据的不确定性也在升高。换句话说，十年前全球认为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要比今天更加准确。

　　这种情况显然是需要改善的。那些对低碳技术进行投资，或者投入政治资本来落实艰难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的国家将从更准确及时地信息中获益，因为这可以监测进展、向UNFCCC秘书处报告减排情况，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项目投资带来的收益。而且，在全球年排放量的不确定性高达6%(而且还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要制定低价高效的未来减排战略是很困难的。因此，应该采取一些独立性的国际行动来帮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订更加准确的排放清单。

　　在理想状态下，所有的排放计算都应该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MRV)的，而且绝对准确。MRV的概念力图创立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项目都能作为真实的减排进行量化和核实。目前，MRV的探讨和应用主要是在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下这样小规模的范围内，这两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的目的是帮助各国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

　　如果放在更大的范围中来看，一个国家是根据其《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来确定可交易的排放权的，而制定这个减排目标的基础则是各国自行报告的排放清单。因此，二氧化碳的价格和碳市场的可信度都与其报告的国家排放清单直接相关。为了建立一个活跃且公平的碳市场，在此基础上制定可靠的投资战略，进行全球碳减排，相关各方都必须信任各国的排放清单和减排目标才行。

　　但是围绕碳排放的科学不确定性将永远存在。尽管我们应该努力提高国家排放数据的可信性和透明度，但任何检查和审计都无法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目前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对核查的强调程度对排放清单的改善效果并不明显，不仅是因为这制造出一种不信任和指责的气氛，而且因为如果数据从一开始就不正确的话，核查也不能起到多大的修正作用。因此，国际机制应该从清单制订进程的一开始就介入进来，而不是等到交上来以后再进行。

　　尽管存在一些科学上的不精确，但碳市场已经在运行，这是因为投资者们都接受了估算数据的表面价值，并且将不确定性当作一种可以接受的经济风险。非要有完美的排放清单才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协议的做法在经济上是没有好处的，因为等待的时间越长，气候变化的影响就越大。况且，那些本来可以用于减少排放、进行气候变化适应、资助可持续发展项目，或者直接用来改善发展中国家生活状况的资金，把它们改用来监测排放在道德上也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因此，与其追求完美，我们不如达成一个更合理的目标，即前二十大排放国(占全球排放的四分之三)的不确定性不超过10%，其他国家不超过50%，而且要不断降低。如果各国能有一个更加系统、透明和标准化的能源消费报告方法，如果在数据收集上能获得更多的国际帮助，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现实地说，这是我们在近期能够实现的最佳方案，它将帮助我们制定一个有意义的减排目标。

　　作者简介 杰伊·格雷戈，丹麦科技大学Risø可持续能源国家实验室负责能源系统、成本和气候政策综合建模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