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组织的胆识与想像力

砖头

　环保组织的胆识与想像力

　　——2011年8月份“台湾环保行”归来所想到



　　在中国，环保组织早已不再是“环保组织发起人”的表达需要，而是社会强大的需求。这需求是如此的强劲和广阔，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供求不平衡。一个人无论是想认知自然，还是想参与环境伤害事件的干预；一个人无论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还是为了维护某个物种的生存权利，都会在起念的第一时间想到，去寻找离他最近的环保组织——虽然，他经常找不到，于是，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创立一家。

　　前些年，我曾经盲目地预言，中国每个县城都会出现至少一个环保组织，甚至不少村镇也会出现环保组织。我还曾预言，环保组织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行业，正在引领年轻人的创业和就业洪流。台湾当前的状态似乎对验证我的预言颇为有利，台湾除了各城市都有不少环保组织在奔腾跳跃之外，那些基于各个微型社区的“社区发展协会”，正在把社区的诸多公益业务承担到身上，而这任务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环境保护，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一个人无法保护本地的环境质量，那么其他的生存理想都会失去最基本的依托。

　　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关注宏大事件的环保组织，还是各类“在地”的环保组织，似乎筹资都有些困难，有些机构甚至负债经营。理由说起来好像有几个，一是由于台湾在联合国没有席位，国际基金会很少驻足台湾，因此，来自国际的环保能量无法传递到台湾身上。二是台湾的一些巨型公益慈善组织，尤其是慈济，占领了岛内主要的社会捐助通道，流到它身上的资源太多，就意味着渗到环保组织身上的流量不足。三是台湾的公众对环保组织捐款的意愿仍旧不很强烈，大家像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对与人直接相关的公益慈善事业，比如宗教、文化、教育、医疗、扶贫等，比较更加倾动心思。

　　台湾的环保组织是可以直接向公众募捐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公众还是缺乏支持环保组织的通路呢？是不是环保组织在筹资方面还偏向于静态？在网站上发布筹资声明，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发布筹资启事，可能都不太容易感动人心。在名片上再显眼地印上所在组织的帐号，似乎也让接了名片的人无动于衷。或许，频繁地组织大量的筹资活动是必要的。这样的活动必须高密度低数额，最好每次有明确的项目用途说明。也许，任何一家环保组织都需要成立筹资部，频繁地设计、组织直接面对公众的筹资活动。我们的筹资不能再依靠灾难来震动，也不能指望少数的大款来独占鳌头。在微公益时代，最可能的筹资方式就是面向普通人、陌生人，每次数量可能很少，但持续设计旗帜鲜明的筹资活动，可能一年积累下来，数额也必然可观。一切公益力量来自于民间，来自于每一株小草。如何才能让这些散乱、微弱的草民力量，汇聚起来，指向一处，让想要发挥功力者有处挥发，显然是环保组织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这是台湾带给我的第一个刺激，关于环保组织的想像力，关于环保环保组织的胆识。

　　但资金的困难并没有阻挡环保组织做出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因为反对国光石化，环保组织们想出了用环境信托来对付的办法。国光石化计划侵占的那一大片湿地，既是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和觅食地，又是著名物种“妈祖鱼”——中华白海豚的重要栖息地。这样的土地既然可以卖给国光石化，以一平方米100新台币的价位，那么，这片土地当然也可以卖给数万名甚至数十万名公众，然后由公众委托一家环保组织来统一监管。价钱没得说，你舍得以一平方米100块钱卖给国光石化，公众就舍得以高于100新台币的价钱——比如119新台币。环保组织需要的不是出钱，而是要持续发动公众来认购，并在认购过程中促进环境信托协议的真正落地。这样的一种公众倡导行为，既是一个筹资过程，又是把保护行为泛社会化的过程。把土地划分出几万个平方米之后，确定每平方米为一股，然后通过媒体持续向公众进行招股；每人可以认购几股，但不可以多认购——这样既防止大股东的霸权，又可以让更多人参与。

　　数万公众认股之后，问题却出现了，台湾当局说，台湾没有环境信托方面的法规，那么多公众要认购的土地，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交易。有人建议，公众可以先行委托一家环保组织出面去统一监管和签订购买协议，认购的公众只对环保组织，然后环保组织再直接面对土地出让方。土地出让方推托说，他们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把土地卖给一家公司，比较熟练，但是把土地卖给一家环保组织所代表的千万“环保股民”，以前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卖。因此他们建议环保组织代表环保股民去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有关部门的回答是，这个事情不归他们管，环保组织和环保股民想与谁交易，你们就和谁协商，你们双方之间你情我愿，就可以做生意。

　　事情似乎就僵在了那里，有人很自然地，开始打起了立法的主意。很多人希望社会的一切行为都有法律来支撑，很多人认为没有法律支撑的行为就是违犯法律的行为或者是无法想像的行为。于是有人建议，台湾应当出台《环境信托法》，允许公众出于保护的目的，信任地委托一家或者多家环保组织对公众的环保能量进行统一的调度和监管。但有人却又在那说，一切的法律应当有事实作为基础，如果没有事实的真实发生，法律缺乏足够的实证性和内生性，仅仅由于一时的社会运动或者少数人的提议，就出台法律，难免有些仓促。是先有法律还是先有行为？是法律支持行为还是行为支持法律？台湾正在发生的“反国光石化”运动，成功地给社会出了一道难题。

　　草根环保组织的工作每天都是在面对困难。这困难不是环保组织制造，也不完全得由环保组织来解答。环保组织如果能够像解题一样，通过积极的实验和冲撞，让难题按照步骤或者不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引导公众逼近最后的答案，让难题那种鲜明的刺痛感刺激着社会迟钝的神经，其实就离破解这道难题不远了。因此，一个环保组织有没有足够的胆识，有没有足够的想像力，其实就在于挑战难题的过程中，能给出多少种解法，能创造出多少种“不可能的可能”。

　　这是台湾带给我的第二个刺激，关于环保组织的胆识，关于环保组织的想像力。

　　台湾南部有一条几公里长的滨海步道，叫阿朗壹古道，据说这是台湾留下来的最后一段尚未被公路所破坏的自然小道。台湾是个岛屿，面积不算大，因此，很自然地，执政府就想用公路贴着海岸给台湾划个圈，这样，你开着车，就可以很畅快地绕岛屿一圈，显得又充实，又传统，可欣赏风景，又可完成人生美梦。可没有人去想过，为什么一个岛屿，一定要用公路划个圈。

　　阿朗壹古道有一段在屏东县，一段在台东县，据说台东县比较支持顺着海边修建公路，而屏东县比较不支持，尤其是屏东县县长，居然比较强硬地把阿朗壹古道设定为自然保留区，以县长令的方式。按照台湾的法律，县长令只有半年的有效期，要想成长长久的自然保留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台湾的执政府能够通过这个诉求，而不是停留在县级的层面。

　　有几个村庄很想修建公路，他们相信修建公路能够带来富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第一次在村庄层面看到村民为了发展经济而强烈要求“修建公路、破坏自然”。他们成立了村民自救会，在村各显要处，拉上了很多横幅，有的诅咒县长，有的呼吁社会支持，有的对法令提出质疑。不管是什么，反正鲜明地表达了当地村庄想通过修路以求发展的信念。

　　阿朗壹古道对喜欢徒步的人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而且古道边的海滩，还有一个世界级的景观，就是长达十数公里的砾石滩，这些砾石不知何年何月形成，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所有徒步的人都会顺便欣赏这条砾石滩的美景，他们相信全世界只有一条这么连续这么绵长的砾石滩。台湾的步道协会是非常强大的公益组织，在他们的发动下，这条步道成了无数人生命中必须行走的一段历程。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学者还是环保组织，在促进保护古道、反对修路的过程中，都没有与反对保护的村民自救会形成实质的接触，他们要么说时机不到，要么说村民无法接触，或者一接触就会起严重冲突。有些环保组织在村庄里开展生态旅游培训，也有学者在村庄里进行初步的环境社会学调查，有很多机构在公益组织的倡导议题联署平台上发动公众联署——据说已经有数万人签名要保护这条古道，据说如果签名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那么对任何政府部门都将具备极大的攻心力。

　　但显然，整个局势处于僵持状态。需要什么样的魅力和智慧，才有可能打破坚冰呢？一切矛盾的化解，终究需要依靠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直接利益当事人的充分沟通。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拿出个妥协方案。生活要继续，发展或者不发展，都不是问题。但社会都有解决矛盾冲突的冲动。环保组织在这个冲动的胁持下，在什么样的时机，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呢？

　　这是台湾给我的第三个刺激，让我每天都在想，环保组织需要什么样的胆识，需要什么样的想像力。(2011.9.26)
冯永锋

115790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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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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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火土豆

想象力和胆识。。。。我们能做到哪一步呢

来来往往

给人刺激和反思，给人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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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粟公益

很深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