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的几则文摘

失格君

吴晨（社会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印尼本地多矿产（75%的矿业由跨国资本控制），农业也非常发达。所以这些NGO多是直接针对跨国以及印尼国有的矿业企业和食品企业开展，另外，还有一家NGO针对法国达能，是做水权利倡导的。菲律宾的参会机构，叫做Action for economy reform，做了针对烟草巨头molis的倡导行动。

    让我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些NGO所作的倡导工作中，都有详尽的研究计划，这里所说的研究，并非是要出一个研究报告，而是倡导工作所必须要的一种手段。例如，在针对某跨国企业做倡导之前，他们会花费较长的时间去追踪该企业的相关新闻报道，一切可获得的公开资料和文献记录（包括CSR报告）。并且会通过收费数据库，去阅读该企业的财务数据，为之后的环节准备充分的数据和信息。

    这样，在针对一个企业做倡导时，他们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个企业的股份构成，它在经济上的压力源来自于何处，这个企业在整个行业供应链中的位置，是否已经承诺遵守某项国际标准，是否是某个行业自律协会的成员等等，以便为后续倡导环节提供准确的信息判断。

    最后，这些机构都对中国NGO所作的工作表示了敬佩，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没有正常的各种权利（不赘述了）的前提下，来开展工作的。所以，他们想和中国NGO分享的，就是两个字：坚持。印尼人为了让苏哈托下台，争取各种公民权利，也同样付出了数十年的时间。

摘自作者10月发表在一个邮件组中的分享

斯伟江（律师）

    与其仰望星空，不如脚踏实地。社会不是一个机器，上面的开关一按，政体就改变了，维新就成了。坦白说，上面推动固然是好事，但，即便上面想推动，如果社会没有准备好，一样不成功。社会在组成，有人分什么精英，底层、中产，不管如何分，总归是有一个个个体组成，如果个体没有准备好，他在高位的，依然如普京，在低位的，依然一切指望皇上，中产的，只顾自己的利益，一盘散沙的社会，是一种专制向另一种专制变化的最好土壤。

……

    等待别人改革，而忘记自己的责任，这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心态，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指望上面能一指按钮启动全面改革，这不但是一个梦想，而且也是一种速成心态。即便有光绪帝，投资成本小了，收益一样小，别人能启动按钮，那么另一些人也会启动反改革的按钮，社会定会翻烧饼，抑或搓麻花。一来一去，耗尽民众的耐心，感觉改革太动荡，不如回到做坐稳奴隶的时代，至少是个太平犬。

       改革的真正核心，不在上面，而在你我！

摘自作者9月30日的博文《社会转型的关键，不在上面！》

张铁志（台湾作家，乐评人）

    作为一个中国转型的观察者，除了阅读时事新闻媒体，论述分析文章以了解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我也喜欢透过这样一份刊物去阅读青年的生活，以捕捉这个巨大转型的国家所出现的细微变化。

    两天后我继续前往南京演讲，读到一份已经停刊的艺文杂志「卫周刊」，去年的某期专题正好是「小城青年」，内容是素描南京附近小城青年的生活。文章说，「提到欧洲小城，人们总会想起那些小城的独具特色以及其中充满创意的年轻人。」但在中国，所有城市似乎却越来越相同：「年轻人或许受限于小城，或许也能改变小城。但时代的洪流让人无奈，让人彷徨。」

    我想起贾樟柯电影中的「小武」们，那些县城青年的苦闷与困顿。如今中国崛起了，小城青年的生活改变了多少呢？城市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可能性吗？

    去年底，城市画报和研究单位「青年志」做了一个大专题「中国普通青年」，调查中国三四线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原本的设想是过去几年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网路世界的来临，会带给这些中小城市青年和大城市同样的参照体系，因而会激发出跳脱他们既有生活格局的新梦想与价值。但最终发现，大部分小镇青年的梦想仍然是房子、汽车、好老婆老公。

    这个报告引起不少讨论与争议，毕竟这些梦想也属于一线城市的青年，甚至在全世界可能都是如此，而非中国「普通青年」的专利。在某个意义上，中国小城青年与美国小城青年的感叹与哀愁是接近的：在他们巨大的土地上，这些青年都只能被困陷在他们的老家。但美国青年有汽车作为他们逃离小镇的魔幻扫帚，中国呢？楼越盖越多了，但飞扬的黄土还是掩盖了他们任何不同的梦想。

摘自作者9月9日发表在《亚洲周刊》上的专栏文章《中国青年的苦闷与反抗》

蒙面骑士（NGO发展交流网一位网友）

    前不久，曾有一位媒体的朋友问，你们公益圈里面有什么值得挖的点？我说公开透明吧。媒体朋友说，这个都已经做了很多报道了没新意。我说但这个确实很重要啊，媒体不就是要通过持续的报道来推动改变吗？媒体朋友说不行，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没人看。我无语，于是说那你试着做做NGO的去政府化吧，这个相当重要，或者公益与商业结合的边界和原则。朋友表示没感觉。

    因此，一看到关于格桑花的报道我立刻产生了邪恶的联想——终于有记者在老问题上找到了新方向——政府背景的NGO做不下去了，找个民间组织玩玩也不错。想想郭美美等系列事件经媒体报道后促进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的出台，那么对民间组织的这一枪又会为公益行业带来什么正面的促进呢？目前看，恐怕，了了。

    于是乎，我在想，媒体——一直自我标榜和被标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公益行业的发展中到底应该怎样发挥作用？结合格桑花的这篇报道小琢磨下，发现媒体自身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摘自该网友9月在NGO发展交流网上的博文《怎样的媒体才是公益发展的正作用力》

魏英杰（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

    在国外，与生态城市建设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环境正义”（也被称作环境公平、生态正义等等），由此还掀起了一场方兴未艾的环境正义运动。这个概念并非字面看上去那样的仅限于关注自然环境，而是更多关注人类自身的处境。

    依照相关解释，所谓环境正义，一般是指所有人，不分世代、国籍、民族、种族、性别、教育、区域、地位、贫富等，都平等享有秩序、整洁及可持续性环境的自由以及免受环境破坏的危害之权利。1982年，美国瓦伦县居民举行游行，抗议政府将当地作为有毒垃圾掩埋场。这是“环境正义运动”的肇始。可见，环境正义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中存在着的不公平现象”，特别是涉及边缘地区和弱势人群的不公正现象。

    简单讲，现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保护更多着眼于人的因素，而我们才刚刚明白要“敬畏自然”。虽说这大概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所决定的，但从中有必要借鉴一点，即建设生态型城市的主要目的应在于——尊重人与自然，维护人类生存的价值与尊严。这就是说，建设生态型城市还是要“以人为本”。如果不把人的因素放首位，生态城市建设便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

摘自作者10月博文《生态城市与环境正义》

冯永锋（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

　  1999年以来，马天南在厦门痴心于环境保护，从参与成立到主持“厦门绿拾字环保服务社”已经十多年过去。多年来，业界对她的判断，总是有些模糊，很多研究环保组织的人，总指责她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嫌她不够“标准”。

　　当一个地方并没有生长环保组织的标准土壤的时候，什么样的环保组织，才是最符合标准的呢？

……

    大家总问马天南：“你老说你关注本地的环境，那么，当我们需要你时，你为什么不出声？”马天南百口莫辩，环保组织的生存之困，只有身在其中者才清楚。

　　几年来，马天南为此事，与诸多人发生过辩论。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2007年下半年与公众人物连岳的“对话”。连岳认为，厦门绿拾字作为一家民间环保组织，在公众迫切需要其出面时，没有出面，显然有失“民间组织的贞节”。马天南作了几次回应，后来，她作出的回应越来越少。她知道，一个民间组织要想真正满足社会需求、服务社会需求，还有更漫长的道路要走。

摘自冯永锋10月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的文章《马天南，不合“标准”的环保人》

张爽（TNC中国首席代表）

《新财经》：我们了解到，TNC的很多项目都有企业参与，为什么会选择跟企业合作？有哪些合作方式？

张爽：很多企业为了眼前的利润，破坏了生态环境。我认为，不负责任的掠夺式开发，跟偷东西、抢银行没什么区别。自己挣到钱，把污染的河流、被砍光的森林留给下一代人，让别人来买单，这实际上是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兜里装。

       企业对于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企业应该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TNC与企业合作主要做四件事：第一，传统的慈善，从企业筹资，得到资金的支持。第二，与声誉好的企业合作，通过企业把保护大自然的理念传播给大众。第三，通过TNC来影响企业的运营和实践标准，让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第四，在公共政策上，在一些特别的领域寻求与企业的配合和支持，比如，在美国气候变化领域，TNC与企业合作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新财经》：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声音，说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机构跟企业合作，大多是为了傍大款，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张爽：事实上，企业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企业逐渐成为生态系统中的最大用户，所以，企业对环境有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影响。

      NGO跟企业一块做事，有两种办法：第一，在旁边监督企业，媒体和NGO都会起到监督企业的作用。第二，像TNC这样的机构，我们的基本原则是“非常对抗性原则”，TNC与企业之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能不能找到共鸣，一块做事，慢慢让企业改变，这需要很长时间。如果能找到一些共赢的机会，达成共识就会马上做。但是，一个共赢的方案需要很多年、很多专家，在一个地方研究出一套方案，否则很难实施。

      但TNC不会被资金牵着走，在很多时候还会对钱说“不”。我们会非常冷静地面对每一个来找TNC的人，如果有一大笔资金找上门来，他的业务却跟生态保护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