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救火会史话

鸭梨

■ 徐文彬
（福州闽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致力于慈善史研究）
　　在明清时期，封建政府曾在主要城市设立火军，由于当时城市规模甚小，且人烟稀薄，数十名军人组成的火军足可控制火势，确保城市无虞。然而到了晚情，八旗惰风亦在火军中流传，士兵或抽大烟、或逛窑子、散漫无纪，形同虚设。城市一旦发生火灾，则任由火势蔓延，祝融逞威，百姓损失极其惨重，政府无能，民众只能自发组织起来，应对频繁发生的火灾。
　　福州最早的救火会为光绪6年（1909）在彬社成立的木邦救火会，之后又成立了纸帮救火会、南帮救火会、油帮救火会、锡帮救火会，这些所谓的帮，就相当于今天的行业协会，如木帮彬社，就是由专门搞木材生意的商人所组成的群体，在近代中国，商人的主体意识已经苏醒，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在社区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组织成立救火会职责非财力雄厚的商人末属。
　　从史实来看，这些救火会的成立，控制了火势的肆意蔓延，使损失大为减少，受到群众的欢迎，因此福州很多行会、社区群起而效之，短短五年内福州成立了三十五个救火会，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某地区发生火灾，或是救火队难以判明起火地点，只能四处乱窜，或是到达火场，数个救火会一拥而上，在狭小的路巷上挤成一团，火势未得到控制，救火会反倒损伤惨重。任何组织若没有协调行动，所取得的效果只能是一团糟。为了协调关系，共济共力，1919年，福州三十五个救火会会长群集三山会馆，决定组织成立救火联合会，救火联合会组织架构本为会长制，然而任选一人当会长都难以使其余三十四会信服，于是后来改为委员制，每会各推选一人作为委员，任何事务交由委员会决定。
　　任何一个健全的组织，都要对其职责作出明确规定，才能有所发展，救火联合会会也不例外。为了能够快速判明起火地点，救火联合会在吉祥山和东街口等地设立报警台，设立大钟。根据起火区域不同发出相应信号，如台江区起火就先放炮后敲钟，钟声为噹噹噹噹，根据钟声所传递的信息，救火会队员就能及时赶往火场。为了避免火场混乱，救火联合会会在火灾现场设立指挥所，进行协调，使各个救火会各施其能，不至紊乱。为使救火会员能精于业务，各会间配合默契，救火联合会规定所有分会每年必须集中操练数次，声势浩大，气势壮观，有类于军演。通过上述措施，涓涓细水终于汇成浩荡大河，救火联合会成为当时福州民间最大的公益团体。
　　由于灭火成效显著，救火联合会在民间群众中威信越来越高，其职能也就由单纯的救火组织演变为功能多元的社会团体，福州有事发生，救火会必定奋勇争先，为市民排忧解难。福州战乱发生，救火会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安置难民、击退溃兵、使城市维持良好秩序。福州灾荒发生，救火会队员四处募赈，设置收容所，免费为灾民提供食宿，使他们劫后得以余生，即使在国难当头，城市沦陷之时，救火会队员也拿起武器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予敌重创，激励了国民抗战到底的斗志。救火会队员以其无畏的勇气和豪迈的身躯谱写一部光荣近代福州市民史。
　　值得一提的是，民众加入救火会完全是志愿的，不受任何强势群体胁迫而被迫入会，也正如此，救火会才能充满激情与活力，其地位才能在近代福州城中日益凸显。1919年，福州救火会队员不过一千余人，而至1949年，福州救火会队员已达七千多人，而当时福州人口不过五十万，平均每七十人就有一名是救火会队员。
　　民间力量是巨大的，只要能够对其进行充分挖掘，并进行正确组织引导，必能使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减轻政府负担，实现政府机构改革由“统筹一切”向“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转变。